说回中华职业教育社，其实并不像程诺一开始想的那样，只是为了培育产业工人，兴办实业而设立。
文化人是少，很珍贵，可就业机会它也不多，好不容易吃上公家饭也得拖半年以上的工资。
强如庚子赔款办学的青华学校，校长周寄梅为了指导学生就业，专门发起职业演讲活动，聘请专家进校讲演职业问题，如王正延的“职业教育”、伍朝枢的“法政”、董显光的“新文学”等，都是为了促进学生就业而设立，就差弄个“三方协议”。
甚至为了进一步指导就业，青华学校的教务长直接率领学生赴美考察，专门收集各种职业指导材料，为此还特意征求学生意见后汇编成刊物，到后面直接成立就业指导委员会，帮助学生就业。
老大哥们都过得紧巴巴，其他地方上的院校更不用提了，何况家家都开设有法学专业，以当时这个环境，谈法治根本就是个笑话。
所以即便青华学校前身是“游美学务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前往美国深造，亦有造就“领袖人才”的目标，总得有人留下提前吃上国内这锅饭，此次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们的校长周寄梅也前来参与。
望向参会的众人，周寄梅不急不缓：“以我们青华学校为例，派出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及政治学。”
“据我们学校内部调查，他们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与留学期间所学专业存在严重的错位现象，工程与医科情况尚好，可在农科、工程等方面，很少有学生选此就业。”
作为主事人，黄岩培快速记录着笔记：“周校长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我相信对于其他学校而言，这也是共性困难，诸贤又有没有解决办法？”
蔡远裴站起身，抬手微笑道：“我看青华学校的‘高四演讲’就挺不错的，让学生们加深对社会需求的理解，不用盲从社会潮流选择热门专业，这种系统的辅导与帮助值得推广。”
按照青华学校的学制，分为中等、高等两科，学生在校学习八年：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因为就业演讲只针对高四学生，所以被戏称为“高四演讲”。
周寄梅可不光是说说罢了，私下里已经做了不少，帮助很多学生选择了正确的专业。
比如国学大师吴雨僧最初打算学路矿等实学，后来又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出版，他的继父认为英文容易就业推崇英文专业，还是周寄梅了解学生，看出了他的文学天赋，便推荐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如此为我国红学研究发展保留了一个重要人才。
此外还有被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的陈鹤琴也是在他的指导下，从医学改为了教育学。而这还只是众多学生的缩影。
对于青华学校的这位周寄梅校长，程诺是相当尊敬的，青华也是在他任上着手由“游美学务处”改建为国立大学，所以在其观点上进一步延伸：
“两位校长的观点我深表赞同，以时势之所需，择定一科，以专其业，达到学以致用、造福人群的目标。所以我的意见是建议我们同时成立职业指导部，调查当地所需职业与学校学生情况，安排人手给予毕业生讲演，帮助他们进行择业就业。”
“对于沪市范围之外的地区，我们不妨在《国民》杂志大众副刊上设立‘教育与人生’栏目，刊登职业指导专号，帮助学生了解学校外面的信息。”
这里倒不是说程诺故意起了私心，而是《国民》杂志大众副刊就是更为合适。名气比他大的，学术没他强；学术比他强的，规模又比他小。
真要是能借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力量，那杂志将很快铺满大半个国家，科普效果势必要更好。
下面的人听到后交头接耳，一时间场面有些混乱。
原本有部分人是比较反对的，看站起来的是个黄口小儿，那肯定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肯定又是些空话废话。
不过等听完竟觉得有些道理，左右打听之下原来是近半年学术界风头正盛的程教授，立马态度就转变了，这就叫做名人效应。
台下的张蹇清了清嗓子，站出来捧场：“我们职业教育社在一般人眼里，肯定都希望用来介绍职业，可实际上我们肚子里明白办不了这种事，想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唯有程教授的建议，成立专门之就业指导委员会。”
陈家庚也站起来附和道：“倘若将来我们办了职业学校，别的学校的学生来念书，凭怎样的办法替他们分科？用怎样的办法教导他们养成他们职业界的种种资格？学成以后更有怎样的办法使他们走上一条相当的出路？仔细想想这个职业指导，简直是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了。”
有这几个人带头，下面的人也跟着各抒己见，不过总体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赞同筹办职业指导委员会，组建下属职业指导部，《国民》杂志也抓住这个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级社团的社刊，地位上再上一步。
作为科学院的下属杂志，无形之中也帮助他提高了话语权。
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下面的会议就顺畅多了，大佬们各抒己见。
有人将心中所惑讲了出来：“职业教育乃东方词典向未记载之物，部分民众对其多存疑窦与偏见，认为职业教育单纯教人吃饭本领，并无它用，甚至有‘饭桶教育’、‘奴隶教育’、‘作孽教育’的污名，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何看法？”
黄炎培朝众人看了看，沉声道：“正因如此，我们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社会服务之预备，也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以祛除坊间仅视职业教育为一种狭义的生活教育之疑惑。”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集赞同道：“所谓职业是人类在共同生活下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因此职业教育只不过是用
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
蒋梦林总结道：“教育为方法，职业为问题……故职业教育无他，提出职业上种种问题而以教育为解决之方法而
已。”
......
大家前来肯定都不是来砸场子的，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前景也都很看好，所说的基本上都是赞同之语。
等到众人都发言的差不多了，程诺则适时站出来泼冷水，以后人的视角将问题指了出来。
“学生出路单靠教育界是解决不了的，更重要的是要靠产业界来帮忙，具体到课程方面，设置什么科，定制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也要问问产业界的意见，就算是单纯培养学生也要看他们的需求，教员也要从产业界挖掘。按照工作分析法研制职业课程，以社会职业的需要为依据。”
“总而言之就是职业教育虽好，但不能太想当然，要跳脱传统教育的圈子，从学校走到社会。”
就当然的壬子癸丑学制而言，是非常不适合职业教育的。虽然将教育划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但其中的实业教育包含初等和中等两个层次，高等层次的实业教育养成所被归类为师范教育，彼此间联系度太低。
读完这个阶段的实用性教育就可以毕业了，没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低一级的普通教育可以升入高一级的实业学校，各级实业学校之间没有升学联系。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反而也是一种优点，在经济欠发达的时期有助于在短时间获得技术人才，严格区分受教育层次也有利于学生就业，比如后世某段时间成绩好的学生不去读高中，选择读师专，毕业后即工作等。
看到大家都消化的差不多了，程诺进一步补充观点。
“除此之外，大家也要看到我们崇尚升学的文化心理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民众对教育的态度依然热衷于能为人上人的升学主义，仅限于中等阶段的职业教育自然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当然，这个问题现在也有，彼时更加严重罢了。
蔡远裴作为推崇实用教育的首批人，深有感触：“谬认读书以外无学问，做官以外无实业，只知学校为士进的阶梯，而不明了教育为人生的养料，渴望其子弟显亲扬名，荣宗耀祖做大官发大财，就是号称现代化的人，也希望子弟学成问世可做公务人员，不肯轻易令其学做辛苦而不大赚钱的职业，或从事劳动生产工作。”
听着这话，有人不禁低下了头。
有人带着倔强，询问道：“依程教授所言，前者很好解决，后者问题该当如何？”
程诺笑着回复道：“可以考虑将职业教育有一个完整的升学体系，毕业后给予文凭，给予平等的社会地位，因此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改造社会心理。”
“最起码，从我们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薪资远高于当地公务员，对得起流下的汗水。”
后世德国蓝领的传说，不妨从民国开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