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曹勋的疑问，郭康也不算太意外。
对紫帐汗国的众人来说，埃及这地方，大概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
首先，当然是富庶。
尼罗河是条非常特殊的河流，它每年都会在固定时期泛滥。河水泛滥的时间，正好和作物生长的周期对应。
收割完之后，河水会淹没周围的农田，然后在固定的时间退去，在农田上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之后的时间，河水会非常安稳，人们可以返回田野，重新进行下一轮耕作。
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埃及人早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尼罗河两岸，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
——这个“富庶”，不是当今所在的中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各个文明，农业相互“比烂”的结果，而是实打实的赞美。
实际上，直到郭康前世所在的21世纪，地球上粮食单产最高的地方，既不在农业科技十分发达、土地肥沃的西半球某大国，也不在种了几千年地、把精耕细作玩出花的东半球某大国，而依然在科技和工业十分落后的尼罗河流域。
这还是阿斯旺大坝修建之后，尼罗河已经不再定期泛滥时的成绩。
尼罗河就像一位勤勤恳恳的母亲，每年亲自送来一次肥料，在田间铺好，淹死掉杂草，淘洗走盐碱，几千年如一日地维护这片土地。
周期性的泛滥，让埃及人产生了对应的宗教，崇拜死后的新生。他们也发展出了天文学，用以确定历法，判断尼罗河泛滥的时间。
而这些宗教中所畏惧的，河流带来的“灾祸”，在紫帐众人看起来可能都不值一提，因为基本上也就是泛滥来的不怎么准时，或者带来的淤泥没这么多。
虽然也会造成一些麻烦，但和某些不知道为什么也被称为“母亲”的暴力河流比起来，实在是太温柔了。
而第二点，就是战斗力堪忧。
一般来说，有些名声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高光期。在这种时期，不仅文明发达，武力往往也很强势。
比如经常被大家嫌弃的波斯，实际上也不止一次强大过。萨珊波斯王朝在瓦解之前，也是个向东灭了贵霜、向西想吞并罗马的大国。只不过他们不知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才给人兵弱不堪战的印象。
而埃及人的问题是，以中世纪时期，大家的认知，找不到他们的这种“高光时刻”。
郭康自己倒是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埃及也确实强盛过。问题是，比起欧洲民间故事里常用的时间开头，这个“很久很久”，实在久远的过头了。
这会儿的埃及人，只能根据金字塔等遗迹，判断这里有个古时候的文明。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来龙去脉，和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大家是完全没数的。
这些埃及人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要到近现代考古发展完善之后，这些事情才被大家知晓。郭康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也没法靠一己之力去发掘和识别那些重要的碑文。靠他的力量，显然是没法改变这一点的。
而这种事情，仔细想来，甚至不能苛责埃及人。
他在塞里斯文化的影响下，待了太久，把很多稀罕的事情，看得习以为常了。但接触多了其他文明，就会发现，很多“常识”，才是反常识的。
实际上，遗忘过去的历史，才是最普遍的现象。谁要是没忘，反而是独特的个例。
旁边的波斯人，同样搞不清亚历山大之前的历史，只是虚构了传说中的俾什达迪王朝和凯扬王朝，来补全萨珊王朝之前的空缺。而他们已经属于“还编的出来神话和史诗”这一档，其他大部分文明，连编故事都编不到这种时候。
这个世界，历史稍微有序一些的，也就剩塞里斯和希腊了。
虽然大家经常嘲笑希腊人乱写故事，还怀疑其他人为什么煞有介事地当回事，但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真要是和其他文明横向对比，荷马等人的故事已经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希腊人至少知道，古典时代之前，发生过多利安人的入侵。他们记得这次入侵摧毁了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大部分城邦，只有雅典等少数几个地方幸存了下来。面对已经不是荷马史诗里那个“斯巴达”的斯巴达人，雅典人还一直因此自豪。
虽然这个记忆也不见得准确，但在公元前1000年这个时间段，对于历史还有大体的印象，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三家来。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有“言必称希腊”的状况——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除了希腊之外，确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而埃及人的境遇，比其他人还要更惨一些。
他们连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认知都是混乱的。
大部分埃及人自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觉得自己是当年大征服时代之后，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而那些自认土著居民的，大多是还信奉早期基督教会的科普特人。两者之间信仰不同，也一直有隔阂。
但郭康那个时代，人们通过现代技术研究，却发现之后的埃及人，确实就是远古埃及人的后代。
在世界大部分文明地区，当地人的血统是非常难改变的。外来征服者的人数太少，不足以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后世的土耳其人，依然是古时候的小亚人，不是突厥人；后世的埃及人，也依然是古时候的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这两边对此的态度，倒是差别很大。土耳其人明显不太想承认这个结果，但不少埃及人却发生了动摇。
原因也不难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变自己的认同；但埃及人总觉得教友们就会坑害自己，对于“阿拉伯民族”的认同产生了不少抵触情绪，证据一来，自然也就乐意接受了。
虽然都号称是基于血缘的族群，但这种认同很显然并不总是基于血缘。或者说，大家只是灵活地采用血缘作为证据。认清了这点，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这个还没有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普通埃及人怎么辨析自己的血统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根本不需要。
上层阿拉伯人，把这里所有从事耕种的人，统称为“费拉”。
血统和文化的区分，在这里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尼罗河水流淌了数千年，这里的人也耕种了数千年。长久的历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产生了“奈鲁兹节”；有些人希腊化了，走进了亚历山大里亚；有些人罗马化了，制作出了穿着军团士兵铠甲的阿努比斯雕像；还有些人阿拉伯化了，开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语言。
但这里来来去去的统治者，恐怕并不怎么关心这些“细碎琐事”。因为不管用什么文化，费拉依然是费拉，基本不会被允许参加军队，更不可能进入高层。
他们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劳役，像尼罗河边的芦苇原上，那些一年一枯荣的苇草。无论死去多少，都会重新长出来。
说白了，谁会关心芦苇的血统、文化和自我认知呢？
所以，当年的埃及人，对于政权更迭、宗教替换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惨的是，埃及人的战斗力，确实和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一样的糟糕。
汉朝的农夫，一样以“韭菜”和“鸡”自嘲。但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些人真的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既不怎么“韭菜”，也不“鸡”，反而一不留神就会给肉食者一个大“惊喜”。而纵观埃及历史，这些埃及人是真的从来没做到过。
其他的事情还好说，总是打不过人家，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到最后，欧洲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埃及的状况，就是文明发展的终点。所有文明都会由生机勃勃的时代走向兴盛，再丧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这种死水一般的沉寂状态，就以埃及人为典型代表。
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它也是典型的“夏虫不可语冰”的产物。研究者可能没见过衰落和兴盛周期更替的现象，所以想当然地把这种“一次性”文明当成了常态。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周期律”当做一个诅咒似的规则，总想从里头跳出来，但对绝大多数文明来说，这东西应该叫祝福才对。
——没有几个文明能幸运到居然还有多个周期。就算比较强大的，往往也就是撑两个汇合就走向覆灭。而绝大多数，连“兴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从他们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担忧周期律，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
而埃及人，他们已经惨到从名词变成形容词了。
在塞里斯，这种情况说实话很少见，郭康想了半天，感觉可能也就大宋有这个潜力。他们形容希腊、安达卢西亚之类的国家，会委婉地说对方“有类大宋”。或许，“很宋”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形容词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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