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生活状况也一天比一天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惟一的报纸。
我的经历再次证明这句格言：“获得第一桶金后，赚第二桶就轻而易举”，资本会自己增殖的。
在卡莱罗纳州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后，我大受鼓舞，在其他州也尝试着这样做，并且提升一些做的好的工人，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让他们按卡莱罗纳州的合作模式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印刷所。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的很成功，且在6年的合同期满后能从我这里购买铅字继续经营，许多的家庭因此也过的还好。
许多合作关系最后都在争吵中结束，我很庆幸我的合作都在友善的氛围中进行，结局也很令人欣慰。
我想这应归功于我的未雨绸缪，事先签订合同，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这样发生争执的情况就很少了。
因此，我想劝所有合伙创业的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预防争执，因为不管当初合作时双方多么尊敬，多么信任，日后也免不了小小的猜忌和抱怨，以及在照料业务和承担事物方面所产生的不平等之感等等，这样很容易引起友谊和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发展到对薄公堂等其他不愉快的境地。
总体上来说，我对我在宾西法尼亚建立的一切事业感到还算满意，不过，有两件事我觉得比较遗憾，那就是：这里没有安全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大学。
因此，1734年我就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想当然他会是管理这样一个学校的适当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成功地谋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所以他拒绝了我的请求。
因为当时想不出其他适合这个职位的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来了。
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议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为此还写了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它。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打了几年仗，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那边去了，这使得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
我们的州长托马斯曾经不辞辛劳地试图说服在教会控制下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制定一些保障本州的安全措施，但是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因此我就设法试着从民间征募义勇军。
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州防，我们必须征兵和训练军队，并且相约在几天之内组建义勇军，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
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异的效果。
有人向我提交要加入义勇军的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定了一个志愿书草样后，就在前面提过的大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
教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
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教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
我向他们做了一些关于国防讲话，读了志愿书上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之后就把它们分发出去，大家便在志愿书上踊跃签名，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了上来，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两百张以上。
另外还有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的志愿书，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00张以上。
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编队，自选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体力训练和其他的军事训练。
妇女们自发捐献丝绸军旗，并在上面绣上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格言，这些图案和格言是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推举我做他们的团长，考虑到我对这个位置的不合适就拒绝了他们的盛情，之后我推荐了劳伦斯，一个非常棒，且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军官们就采纳了我的意见，请他做他们的长官。
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
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也不日完工，墙垛是用原木做成的，里面填上泥土。
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大炮，光这几尊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私人军火商求援，当然我们对此也没抱有太多的希望。
同时，我和劳伦斯将军、威廉艾伦先生、亚布拉罕泰勒先生被派到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尊大炮。
他一开始坚决地拒绝了我们。
后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宴请了他和他的顾问班子，在餐桌上几杯烈性的白葡萄酒下肚后他的态度逐步地软化下来了，他说愿意借给我们6尊。
接着满饮几杯后，他把数目增至10尊，最后他十分优厚地答应让给我们18尊。
他借给我们的是质地上乘的可以发射18磅的重磅大炮，还包括坚固的炮架。
没过多久。
我们便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
在战争期间，联合部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州长和他参议会的嘉许和欢迎。
他们对我相当信任，总向我咨询有关有益于军团训练的措施。
为了在宗教上得到支持，我建议他宣布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军队的改良和祈求上帝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的祝福。
他们很拥护这一主张，但是因为在宾西法尼亚历史上没有举行过斋戒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可循，不知道应该怎样起草这个文告。
我在新英格兰求过学，在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个斋戒日，因此这点好处可以利用一下。
因此，我就按那的传统格式起草一篇文告，译成德文，用德英两种文字印刷出来，向全州公布。
这也就给各教派的牧师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信徒们参加联合军队。
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了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个教派都会积极地参加联合军队呢！
我一些朋友认为，我在那些事件中的活动，会冒犯宗教，这样的话会丧失我在议会中的地位，因为教会的人在议会中占大多数。
一个年轻的绅士，在州议会里有些朋友，因而想把我挤走，他想继任我那个议会秘书的职位，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下次选举时把我免职，他好意劝我辞职，因为辞职比免职要体面些。
我礼貌地回敬他：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政治家，他有一个处事原则即他从不谋求职位，但是当别人请求他任职时他也从不拒绝。
我赞成他的原则只是还得往上再加一小点：我从不请求职位，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
假如他们把我这个秘书的职位交给别人，他们有权免我的职，我也不会因此感到难为情，但是我坚决不辞职，而放弃在适当时候向我的对手报复的权利。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这样的事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我还是当选了，而且像往常一样全体一致通过的。
这件事我想可能是州议会的议员们不喜欢我近来跟州长的参议会走得太近，因为历任州长与他的参议会在军事准备问题上和州议会一向有分歧，州议会对此也比较头痛。
议员们不愿意仅仅因为我热心办军事训练而把我免职，但是他们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借口，只好希望我自动离开议会。
其实，我有理由相信假如参议会没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双方也不会反对国防建设的。
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不会反对防御性质的战事，实际上这样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关于国防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还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的教友写的。
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有件事让我了解了消防队大多数人的看法。
有人提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设起见，我们想用当时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
根据当时我们的法律规章，动用资金必须在提案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才行，消防队有30会员，其中22个是教友会的教友，仅仅8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
我们8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的主张最终究竟会不会获得通过，我们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士莫里斯先生，出席反对这一提案。
他对于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这个提案所有教友会的教友都反对，它引起了各派的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
我们向他解释，这样的结果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少数派，假如教友会的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表决时票数多于我们，按照议事规则我们必须服从多数，而且别无选择。
讨论提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按规章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表决，但是他确信有许多教友会教友是会来投反对票的，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就应该等他们一小会儿。
当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跑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要见我。
我跑下楼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个教友会教友，他告诉我还有8位会友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来参加会议和我们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如果他们投赞成票的话，他们的长者和朋友们和会责难他们。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不用他们出席而通过议案的话就不要叫他们来协助。
这样一来，我们胜出的把握就又多了一成了，我回到楼上，假装犹豫了一阵后就同意延长一小时。
莫里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
但是他的同盟者一个也没有来，这使他十分诧异也十分恼火。
一小时以后我们就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了这一议案。
因为在22个教友会成员中，8个愿意跟我们投赞成票，13人弃权，表示他们不愿意投反对票，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1∶21。
这些不愿投反对票的教友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佳，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
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洛根先生，他一直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致教友会教友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支持修建防御性工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并且交给我60镑为炮台去购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作修建炮台之用。
关于防御性工事，他随后告诉了我一个关于他以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的老板威廉潘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那时他只是个秘书。
碰巧那时是个狼烟四起的多事之秋，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那是一条敌船。
船长于是下令开始准备抵抗，但他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不指望得到他们协助，他们可以呆在甲板上也可以躲到舱里。
于是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洛根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宁愿呆在甲板上。
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
这个假想的敌船，实际上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爆发战争。
但是当这位秘书下去报告消息的时候，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的行为，说他违反了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威廉潘当着众人的面责骂他，惹恼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
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很乐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啊！”
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教友会的教友，而且一向都是教友会教友，我在议会多年，常常看到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增加军费预算时，由于他们原则上反对战争，所以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左右为难。
因为，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得罪英王政府而直接了当地拒绝拨款，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顺从国王的意旨，违背他们的原则，而触怒他们教友会的朋友。
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托词来推脱，而每当无处可逃非顺从不可时，他们就会想出各种欲盖弥彰的方法来。
最常用的方法是“供国王的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那来的，这个借口就不太适用了，他们就不得不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
比如，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西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托马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但是州议会无法明目张胆地拨钱给其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之一，但是他们可以在支援新英格兰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的名义下拨款3000英镑，款项由州长掌握。
有些参议会议员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要求，但是州长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了解它的实际意义。
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指火药。”
因此他拿来购买了火药，州议会也从不反对州长这样处理。
在我们消防队里，当我们担心购买奖券的议案不能通过时，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辛格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的话，就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防火机器吧，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的，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俩就组成委员会去购买，到时就买他一尊火炮，这当然也是一架“防火机器”呀！”
他说：“你在州议会呆了那么久，终于也有进步了。
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以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相媲美了”。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信守不渝的一条原则肯定下来并把它向社会公布出去了，虽然在后来的活动中他们改变了主张，但是当时这些反战原则已经有言在先，所以不可能轻易地推翻它，免得在公众中落个出尔反尔的形象。
教友会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让我想起了我们中间的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审慎的态度。
这个教派成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的迈克尔魏尔菲。
他向我诉苦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诬蔑他们，说他们有一些令人憎恶的信条和习惯，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告诉他说，这对新教派是常有的事，为了消灭这些无端的污蔑，最好就是把你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一下。
他说，这样的建议在他们中间也曾经有人提过，但是因为下面的缘故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当我们这一教派刚成立时，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到某些过去我们认为是真理的教条现在实在是谬误的，而有些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现在看起来却是真理，上帝不时指引着我们，我们的教规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在不断地减少。
但是我们不敢断定我们的进步就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心灵的或神学的知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
我们担心假如一旦把我们的教规公布的话，我们日后会受之束缚和限制，这可能会使我们不再愿意加以改进，而我们的子孙将会更加如此，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祖辈创立的遗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应当信守不渝的。”
一个教派有这样谦逊的品质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其他的教派总是以为自己真理在握，认为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像一个在漫天迷雾中行走的人一样，在他看来，他前面不远处的人完全是沉浸在大雾中，他后面的和两边的人也是如此，而他觉得自己周围是完全清晰的，没有被大雾包围，但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在大雾中。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友会教友辞去了州议会和政府中的职位，他们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利也不愿在原则上让步。
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说，我早就应该提下面这件事了。
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壁炉”，冷空气在进入的过程中就被烘热了，因而这种壁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还可节省燃料。
后来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
他开了一家铁匠铺，他发现制造这种壁炉的铁板会有丰厚的利润，因为买这种壁炉的人越来越多了。
为了推广销路，我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新发明的宾西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壁炉的议论》。
这本小册子发行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介绍的这种壁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后给我专利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该乐于让别人享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东西，只是在我的基础上做了些小小的变动，这些改动使得壁炉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伦敦获得了专利，据说，他因此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
别人从我的发明当中剽窃专利权已不仅限于这一个例子了，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我从不愿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利权来获利，我也不喜欢争吵。
这种壁炉的推行，不管是在宾西法尼亚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给人们节约了大量的燃料。
战争结束了，因此军事训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精力就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了。
我的第一部计划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团的会员；第二部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西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
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过了些时候我认为他们都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了，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
捐款在5年内分5次缴纳。
这种分期缴款的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目大一些。
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于5000磅。
在这些计划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爱国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照我做事的一贯作风我不愿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21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查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
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也请好了，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学了。
学院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物色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须稍稍修改，就可以用。
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出资修建的大教堂。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校舍。
我记得当初这所大教堂是由许多不同教派的人出资修建起来的，所以在推选保管该项房地产的理事时，规定不许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把整所房屋拨给某一教派独用，而违反修建这所教堂的本意。
因此他们每一个教派中都推举了一个人出来，即圣公会一人，长老会一人，浸礼会一人，弟兄会一人，等等。
如果因死亡有空缺时，就由理事会从捐款人中推选一人给补上。
碰巧这位弟兄会的理事和其他理事不和，在他死后理事会决定不再选弟兄会的人做理事了。
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即在推举新理事的时候怎样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呢？
理事们提出了几个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因为上述那个原因都没有被通过，后来一个理事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样才说服了其他的理事，他们就推选了我做新理事。
理事们当年修建教堂时的那股热情早就烟消云散了，理事会无法找到新的捐款来偿付地租和其他与教堂有关的债务，因此对教堂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
现在我是两个理事会的理事了，既是教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就有个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的理事们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
按照这项协议，教堂理事会把教堂让渡给学院理事会，后者承担偿还清债务的责任，不过要遵照修建该教堂时的原意，永远在教堂里划出一大间会堂听任传教士们的不时之需，并开办一所免费的供教育清贫弟子所用的学校。
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学院理事会付清了债务以后，就接管了教堂的房产。
我们把高大的教堂分成了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教室。
另外又买了些地皮，整个场所不久就合乎我们的要求了。
学生们不久就搬进了这所大楼。
所有跟工人定合同、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工作都落在了我肩上，可我还是很乐意去做这些工作，特别是因为它们并不和我的业务冲突。
因为一年前我已经和我的一个伙计合了伙，他叫大卫荷尔，非常能干、勤勉、诚实，他替我做了4年，所以我很了解他。
他担负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得以抽身做其他的事，并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
这一关系维持了18年之久，对双方都有无尽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