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次到斯德哥尔摩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随大溜儿到“打卡地”去“蜻蜓点水”，几处很感兴趣的地方只得放弃，利丁厄岛算一个。
利丁厄岛是斯德哥爾摩近郊的一座小岛，我感兴趣的是岛上的红房子和它的主人。“主人”叫Osvald Sirén（1879—1966）中文名叫喜仁龙。 这次再来斯德哥尔摩，第一个“打卡地”当然就是利丁厄岛。 据记载，喜仁龙教授1930在利丁厄岛上建造了一栋中西合璧的别墅，并一直居住到1966年去世。 北大朱志良教授在文章里这样描绘红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亲自设计营造一处具有东方情调的住所。这座三层楼的建筑，虽然整体上是瑞典风格，但融进大量的中国元素，有他喜欢的北京红墙，室内还做了一个类似苏州园林的月门，卧室、书房，会客厅陈设着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连天花板也按中国式样建成，家具更是如此。围绕建筑，他还建立一个具有东方情趣的花园，园中有曲折的小径，潺潺的溪流，随意俯仰的花木，还有假山点缀。”我要寻觅的就是这座被称为“红房子”的“三层楼建筑”。我想在其中感受一下东方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存在感，也体会一番喜仁龙教授的中国情结；如果条件允许，也想尝试积攒些有关喜仁龙教授的生平资料。 岛上的感受与读他作品的感受截然不同，因为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里有他的足迹和生活气息，比纸张和照片更鲜活，更有趣儿，从而更令人好奇。 但登岛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失望的节奏比我对喜仁龙教授感兴趣的节奏还快，有点事与愿违的感觉。 我对喜仁龙教授的兴趣源自北海、颐和园、故宫和天坛等公园展室里的历史遗迹照片，照片的署名就是“瑞典喜仁龙”。 咋看时我并不经意，后来在国内各地众多古迹的展厅里，屡屡发现“瑞典喜仁龙”落款的照片时，才引起了我的兴趣，心里琢磨，这位瑞典的“摄影家”不简单。 闲暇时，上网一搜，发觉自己孤陋寡闻了。大名鼎鼎的喜仁龙教授岂止是摄影家？他还是研究中国艺术数十载且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呐！仅一部七卷本的《中国绘画：名家与原理》就展示了他深厚的中国艺术功底。他关于中国建筑、绘画、雕塑、园林等方面的著作不仅蜚声海内外，同时也对某些领域有过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 接下来，喜仁龙教授的趣闻轶事则让我的感觉由兴趣升腾为好奇，并感觉有点稀奇古怪。 趣闻。喜仁龙教授在中国的摄影“团队”超级豪华，令人称奇。当年，喜仁龙教授不仅能在皇家禁地的紫禁城（故宫）内自由拍摄，而且他的“向导”竟然是小宣统溥仪皇帝。在颐和园等其他皇家园林拍摄时，他的引导和讲解则是文绣皇后。在全国各地拍摄时则由大总统的特别助理担任“导游”。喜仁龙教授的摄影团队令人称奇应算趣闻。 轶事。喜仁龙教授对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精，著述颇丰，享有世界声誉。二十岁初头的他就荣获了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相当于艺术领域的诺贝尔奖）从而被斯德哥尔麾大学聘为艺术教授并在瑞典国家图书馆任雕塑部主任。 趣闻让我感到稀奇，轶事则令我感到古怪。“豪华的摄影阵容”虽然令人稀奇，但还不致于感到古怪。废帝做导游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说民国建立，皇上成了摆设，仅仅从普通人的情感上讲，仅“好奇”两个字就能诠释。你想，一位少年常年憋闷在诺大的皇宫里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而另一位青年对紫禁城里的人文、建筑和奇珍异宝又是如饥似渴的期盼，能不一拍即合？一个金发碧眼，一个少年皇帝能不相互感觉稀奇？再加上当年神秘的攝影技术，好奇心就能让两者“惰投意合”。至于大总统的特别助理做“导游”也是当年“崇洋“的秉性，也算“顺理成章”。 令人觉得古怪和不可思议的是轶事。一个西方著名的艺术大家，怎么骤然转向研究东方艺术？并且对中华文明产生的情结缠绵他五十余年，令人匪夷所思！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喜仁龙要到中国研究东方文明，跨越的岂止是千山万水？东西方人文、语言、生活方式、学术环境等等、等等，又是多少个“万水千山”？ 答案线索在朱良志教授的一篇文章里，现摘录两段： “大约在1913年，志向高远的喜仁龙在罗斯带领下，来到波士顿美术馆看《罗汉图》。看到其中的《云中示现》图时，喜仁龙同样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感到有一道灵光由内心深处腾起。”
“喜仁龙在笔记中记载了当时看展览的一个细节：最终罗斯博士就像拥抱眼前的景致一般张开双臂，然后将指尖放在胸膛，说道：‘西方艺术都是这样的’——他以这个姿势来说明艺术家依靠的是外在的景象或图形。而后他又做出第二个动作，将手从胸膛上向外移开，并说道：‘中国绘画却是截然相反的’——以这个姿势说明由内向外产生的某种东西，它从画家心底的创造力衍生出来，随后绽放为艺术之花。”
上面提到的 《罗汉图》是指南宋周季常和林廷珪绘制的《五百罗汉图》。文中提到的“云中示现”一图，我费了点周折进入网上的“个人图书馆”才查阅到。“云中士现”图中是六位尊者正在虔诚地拜佛。该图真迹目前存在波士顿图书馆。 查阅“云中士现”时，我顺带浏览了部分《五百罗汉图》感触颇深。其中礼佛解惑、人生哲理、世间百态、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包罗万象、一应俱全，且图文并茂，比网上的心灵鸡汤、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等杂货铺信息有趣并精辟百倍、千倍，且不能同日而语，这是题外话了。 传说喜仁龙教授等人当时顶礼膜拜的是《五百罗汉图》中的五张图，另外是哪四幅拿不准，难以确认。 由此看来喜仁龙教授的转向虽属戏曲性，但内涵确饱含着虔诚和情感。他把对“云中士现”的虔诚，后来都释放在中华文化的情节之中。所以，用虔诚来赞誉喜仁龙教授的学术精神不算过分。 朱良志教授在文章中说：“这个由内向外的艺术是他（喜仁龙教授）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说，中国绘画能引导人脱离凡尘，进行内心的对话。他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看到，无论是图像、装饰还是建筑等，都不是为了外在形象而创造，而是有更深层的含义。他在中国艺术中流连，是要去发现它的精神价值，那种超越时代和地域、为人类所分享的‘不死’精神。他认为，这样的精神就如同人身上的血脉，有了这绵延生命之流的滋润，人类的生命才会更绵软，生活才会有芬芳。”
坐在利丁厄岛海滩的咖啡馆里，面向湛蓝的大海，品着绿茶，再琢磨这段对红房子老主人的睿评，令我感慨不已。“不死精神”“留在人身上的血脉”，形象、准确！由此我也联想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她就像一杯绿茶，没有咖啡的浓香醇厚，没有啤酒的爽口滋润，也没有伏特加的浓烈刺激，但它沁人心脾，清香绵长，回味无穷。这也许就是她拿捏人们信仰和精神的无边法力吧。又扯远了。 登岛，没有找到红房子，甚至没有获得喜仁龙教授的额外信息，多少有点遗憾。 我本以为，登岛后，提及喜仁龙教授的大名时，人们会自豪地为我”指指点点”和“滔滔不绝”。不可思议的是人们竟是一问三不知。问岛上餐厅的服务员，他说：“我不是本地人”。再问餐厅老板回答是：“我在这儿经营十几年了，没听说过这个人物。”
答复都简洁明了，不含一丝“悬念”。无奈、失望之时，听说岛上有座“米尔斯园林博物馆”，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园林？”
喜仁龙教授有《中国园林》的著作呀！“柳岸花明”了？
在博物馆交流的气氛自然“热烈、亲切”了一些，探讨、查找了一番后，终于从馆员的口里说出了“喜仁龙教授有的，他的研究成果和著作，请到国家图书馆去调阅。”我的问题是：房子在哪儿？足迹在哪儿？生平事迹在哪儿？回答我的又是三不知。我只得以茫然、失望、无奈相对，且劳驾了妻子和儿子，嘀里嘟噜”的帮我忙乎了半天。
无功而返肯定失望，但总算在喜仁龙教授生活的地方亲身感受了一番，也算一种安慰。只是他在岛上的知名度让我感到不忿儿。著作等身，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我国诸多名人大腕如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胡适、梁思成等对其都有赞誉，研究他的学者也不乏其人，连游园看展室都能看见他大名的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怎么在岛上却“一问三不知”呢?！ 不忿儿、蹉跎一番后，想到了成语“桃来李答”。喜仁龙教授把一个硕大的“桃子”留在了中国，他在国内颇高的知名度利益理应算“李答”了。 你看，自1918年至1956年喜仁龙教授6次来中国，一呆少则几个月，多则两年余，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作品，从紫禁城、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到北京城楼城墙，从苏州园林，到应县木塔，五百多张照片、几十万字的艺术著作，涉及建筑、绘画、雕塑、园林等多个领域，就是他虔诚的学术态度与中华文化情感融合的结晶和硕果。 琢磨到这，我不忿儿的心态释然了许多。在我国广为人知，在岛上一问三不知也就情有可原了。 我相信：喜仁龙教授今后会广为人知的，包括利丁厄岛的“三不知”们，因为艺术是“超越时代和地域、为人类所分享的‘不死’精神”。 2023.6.26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