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的秋季草木干枯，中秋过完一眨眼，树上的叶子就落个干净。 冬天卷着刺骨寒风袭来，老天爷却没有下雪意思，只是又干又冷，叫人难过。 新城的帅府衙门西楼的二层偏厅，刘承宗专门拿来摆放他的舆图，还在桌上做了一副青海农区的沙盘。 最大的一面墙上满是空白，新城书院的几名生员正根据各方面送来的三十多副小舆图，合作绘制成一副巨大的甘肃地形图。 室内，元帅府的将军们正在油灯温暖的光亮里筹备下一场战争——甘肃。 进驻青海四年，通过王自用、兰州参将师襄、海西知县陈钦岱等人多方汇总，甘肃的情报在刘承宗眼中从未如此清晰。 甘肃巡抚叫白贻清，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人士，进士出身，曾任知府、陕西按察副使监管西宁兵备道、陕西参政等职。 甘肃总兵叫杨嘉谟，年过五旬，相较于白贻清的情报，刘承宗对杨嘉谟更为了解，这人是杨业的后人。 凉州有三支杨家将，分别为杨税、杨胜、杨仲玉，杨嘉谟是杨胜的后人。 元末天下大乱，出身江淮杨氏的杨政率领三子二侄追随朱元璋，杨政的孙子杨文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杨胜因兄长杨雄阵亡于讨元战斗中，补入燕山护卫。 后来杨胜追随燕王朱棣打完靖难全场，五征漠北，受封金吾左卫指挥同知、怀远将军，其子杨斌承袭父职后，于宣德六年请求内调凉州卫。 自那时起，杨氏世袭凉州卫指挥使，二百年间世居武威为将，父子并肩、兄弟联手、儿孙相承，永镇西陲。 传至杨嘉谟，已是第八代了。 另外两支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祖先在反元时立下战功，后来世代镇守凉州，他们是刘承宗取得甘肃最大的阻力。 除西宁卫之外，甘肃镇下辖十一个卫、三个守御千户所，在万历四十年甘肃巡按徐养量提出‘分协路以重事权’后，如戚继光在蓟镇所做协路改革，甘肃镇也形成了镇、协、路垂直的三级管辖。 具体就是甘肃镇总兵管辖分协副总兵、分协副总兵管辖诸路参将，在此之前副总兵和参将之间是互不同属，都直接受总兵官管理。 本来在万历之后，甘肃变成了五路辖区，但西宁卫独立出来还没多久，就被刘承宗吃掉了，因此如今甘肃的格局依然是四路分守防区。 这四路是庄浪路、凉州路、甘州路、肃州路。 庄浪路，以庄浪河庄浪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庄浪卫、红城子堡、镇羌驿堡。 凉州路，以武威的凉州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永昌卫、镇番卫、凉州卫、古浪守御千户所。 甘州路，以张掖的甘州镇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甘州五卫、山丹卫、高台守御千户所。 肃州路，以酒泉的肃州卫城为中心，防区范围包括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 总得来说，甘肃的旗军员额理论在六万以上，营兵数目在两万左右，不过这只是设计的理论上。 实际上甘肃镇是自打明初就缺额，一直缺额一直补，有逃兵就有勾军，很正常，直到调兵出去打几场大败仗、卫所旗军应募营兵，兵实在补不上了只能减额。 这种问题不单单出现在甘肃，各镇都一样，减额是所有人都高兴的事，毕竟军屯田总数是没有大变化的，人少了，吃粮的人就少了。 所以按照元帅府甘肃降兵估计，甘肃的军队不会少于四万，但多也不会多于五万。 包括军队在内，河西有一百六十二万零七百四十四口，集中在凉州、甘州、肃州三块大绿洲上。 过去刘狮子不敢打甘肃的主意，现在他认为必须试一试了。 倒不是因为如今粮草充足，而是他的军队出了点小问题。 中秋之后，驻扎在新城左近的六个材官、野战营就停止了日常训练和队操，分配驻地，修建可供军民两用的营房，进行备冬。 各营士兵的驻地都分配在可供开垦的地带，士兵们在驻地劈柴火、和泥烧砖、挖茅房、盖屋子、杀猪炖肉、腌菜做酱，准备渡过一个温暖而富足的冬天。 这些事情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军队来做，但一线将领们在中秋之后都向元帅府汇报，战后军中风气不好，建议找点事情做。 具体到每个营，士兵的心态略有不同，但大体上的问题还是出在卫拉特战争来得太快的隐患上。 元帅府几乎是连着打了河湟大战与卫拉特战役，打河湟大战，他们一共有三万军队，其中精兵不过一万；仅仅不到两个月后的卫拉特战役，就把三万军队派上战场，还有两万多的屯牧营保护辎重。 单单上战场的七个战兵营，就有近两万降兵。 这些降兵几乎没有整训，在被俘、投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发给军械铠甲，重新编伍奔赴另一个战场。 刘狮子敢这么干，完全因为他们跟着旧东家吃不饱饭，而且对手还是明军极难叛变的蒙古人。 降军在战争中表现出极佳的军事技能与服从性，符合刘狮子对老兵的印象，这让他在战后稍稍轻松。 他或者说整个元帅府的将军们，对投降明军的态度基本都一样……他们眼里的降兵身份，仅限于一场战斗之前。 早在狮子营时代，他们的士兵就一直以降兵为主，单单如今十三个营将一级的高级将领，魏迁儿是投降驿卒、黄胜宵是延水关降兵、阿六是康宁府降将、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降将。 如今都是自己人。 根据他过去的经验，降兵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就会融入老兵，日后的表现就越来越好，说明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但今时不同往日，就在这些降兵被打败的战役之后，元帅府从大肆封官授勋，除了刘承宗没有称王，已经形成不同于农民军流寇的另一套认同。 那么在这套认同里，就泾渭分明地划出了一条线。 同时刘承宗对降将的政策，也确实把他们区分开来，哪怕在立功封赏上一视同仁，但战前投降保原职、战后投降降品级的规定，也让很多人尽管投降留用，心里也不服气。 最关键的原因还是降兵和军官熟络了。 一开始人们表现好，恰恰是因为有隔阂在。 当这份隔阂跟着硝烟一同散去，降兵与元帅府军官有了些战场友谊，又经历分开种痘，降兵们在海上聚首隔离，闲下来心里就长了草。 其实说到底，还是河湟大战以小博大带来的消化不良。 河湟之战把刘承宗的基本盘扩大了近两倍，与卫拉特的战争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大一倍。 这就导致他的士兵们，上升空间变小了。 编制、官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人人都立功，编制不变，也就只有这么多坑，只有扩编才是消化掉战争成果的最佳方式。 人都是有预期的，吃不饱的时候想能吃饱，吃饱饭了自然就会想升官发财，可眼下立功的该赏的都赏了，剩下没立功的就会羡慕嫉妒，又觉得下一场仗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说些怪话是人之常情。 这事的客观条件就摆在这，该升赏的升赏了，没升赏的也专门弄了一批培训升官将来到天山当军官去，消化剩下的人只能等待下一场战争。 而且是能把他的汉军基本盘，扩大一半的战争——甘肃。 在用浆糊、沙子和染料简单制作的青海沙盘上，六个营的驻地分布于祁连山南路、西宁北、新城南的诸多河谷。 从帅府命令上，对他们修建的营房的地点没有太多讲究，只要求在选址、使用上能满足军民两用。 要让军队设身处地的考虑，如果让他们开垦周围的土地，会把营房怎么修。 这些营房当然是要让军士们冬季居住，但同时也是造几个村庄出来，将来能方便到这里拓荒的百姓居住。 就比如张天琳部一个营，以把总为单位分散驻扎在药水河谷流域。 药水河流域拓荒，是刘承宗在与卫拉特开战前就有的打算，当时他就让上天猴计算过，那边至少能开垦出七万亩灌溉田。 军队不会在那边长久居住，刘承宗预计，最迟在明年秋季之前，他们就会同时向兰州和甘肃发起突袭。 与甘肃镇重兵集团的决战最迟不会超过明年秋天。 他不想在秋天打仗，尽管秋天打仗舒服，但依照今年的模样，还没入秋，兰州城左右就集结了上万军队，如果没意外的话，明年夏末估计还是这个模样。 在他看来，进攻兰州和甘肃，即使不选择同时进行，也需要另遣偏师驻扎河口，以范兰州官军渡河。 因此最好的开战时间就是秋季之前，而夏季不方便士兵穿戴铠甲，所以春季为佳。 明年一旦动兵，河湟的军力必然大减，到时候这六个野战营修出的营房，就能留给将来的移民百姓居住，就地开垦田地、修渠灌溉。 这意味着将来移过来两三万百姓，开垦出五十万亩田地，就基本上能把元帅府现有的农区完全开发出来。 三年五载之后，青海的生地成了熟地，能达到正常亩产，以人均六七亩地算，这里又能多养活几万百姓。 到时候不论是再分地，还是留着以备旱灾，都有莫大的好处。 刘承宗和他的乡党们一样，旱灾的威胁已经深深种在心里，考虑任何事情都不免会将旱灾纳入考量之中。 旱田在平时，只是产量没有水灌地那么高，但到了旱灾时候，最先完蛋的就是旱地，若是一个季度的小旱，水灌地几乎没有影响。 即使是连季的大旱，水灌地也只是产量下降，不至于像旱地一样颗粒无收。 河湟如今的水灌地只有三十万亩，如果这个数字能增长到六十万亩，那么就算旱灾来了，对百姓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当然如果旱灾来了，刘承宗肯定要带兵离开河湟，他不离开，河湟再多一百万亩灌溉田才能在养活百姓的基础上，养活他这些兵。 他的军队可比旱灾厉害多了。 刘承宗推开西楼二层的窗子向外望去，呼出的哈气在空气中吐成白练，新城处处为了他的大婚张灯结彩，街道上一车车满载的勒勒车向城内仓房输送。 那是元帅府百工局为军队筹备的新制冬衣，羊绒纺车使羊绒、羊毛织物的纺线变得容易，织造的成品便在第一时间被刘承宗分配给战兵营的将士。 羊绒衣物虽然很贵，但相对效忠于他的军士来说却不值一提。 这不是刘承宗想要邀买人心的说辞，而是在经济上，比起维持军队的庞大花费，一人一件一斤重的羊绒内衫，确实不值一提。 羊绒衣物金贵，但就算按照商品价格去采购，充其量也不过一件一两左右，他不到三万的战兵，每人每年都要开出十二两以上的军饷，大头都花了，刘狮子不介意再添些好东西鼓舞士兵的士气。 关键羊绒衣它确实暖和，发给将士们，效果也确实非常好。 唯一美中不足，是刘承宗想给士兵每人弄一身锦缎或丝绸的中单中裤，苦于原材料不足，只能作罢。 这些东西的成本，对刘承宗来说都不高，他有百工局这么个官办工厂，又掌握河湟的绝大多数物资，白银不过是个等价物，对他们来说粮食才是硬通货。 只要是自己能做的，就像羊绒衣，因为俱尔湾市场和纺车的存在，一件成本还不到两钱银子，只要通过商贾往东边卖一万件，就能抵得上全军配发羊绒衣的成本。 这还是因为兰州也产羊绒衣，在大明羊绒的名字就叫兰绒。 就在刘承宗畅想着将来拿下兰州，对羊绒形成垄断的美好未来时，马蹄在帅府衙门外的街道响起，使者入衙报告，北方的进贡队伍已进海西县境内。 “是哪里的进贡队？”
“回大帅，是喀尔喀右翼长素巴第、东路长硕垒及七部贵族，派人响应大帅称汗。”
刘承宗露出笑容，只不过这笑容却谈不上有多高兴。 随着他和蒙古贵族的联系日深，对其诸部习俗有了很多了解，这种进贡谈不上实质性的臣服，只是礼仪而已，如果因为进贡就认为是臣服了，那是属于臭不要脸给自己贴金。 但如果把这看做寻常礼仪，刘狮子没记错的话，外喀尔喀有三个大首领，除了素巴第和硕垒，还差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