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汉文帝前元六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等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越来越强，乃至威胁到整个天下的稳定之时，问题终究还是要彻底解决的。所以，文帝决定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于是，在细柳营事件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7年五月底，汉文帝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刘恒也学他老爸刘邦般，留下遗言，把安定刘氏的重任托付给了周氏。刘恒对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对于父皇的遗命，刘启谨遵不误，于是在六月初九即位为汉孝景帝后，立刻晋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南北禁军。汉朝时南北军一般都由中尉与卫尉分管，少有两军军权同归于一人者，可见景帝对周亚夫之信任重用。当是时，周勃灌婴等老将已死，卫青霍少等名帅未生，李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都尉，整个大汉只有周亚夫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为这颗从细柳冉冉升起的将星留下了独步的长空，问天下谁能与之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