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治世时代。汉武盛世是文景之治后的盛世局面，与文景之治是前后连贯的，汉武盛世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既强且盛的局面，综合国力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汉武盛世时期，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华文明影响全世界的序幕。汉武帝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面在朝鲜半岛上设置汉四郡，南面并有百越直达今越南中部，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和朔方郡，西面则占据了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并且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这是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第一次据有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奠定了前世无比的汉家天下！史学家之所以“秦皇汉武”并称，原因就在于汉武帝做了很多开创和革新性的治国方略。昭宣中兴又称为孝宣中兴或者昭宣之治，是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洵在位开创的盛世。昭宣中兴衔接汉武盛世，之所以称为中兴，是因为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对匈奴等地的用兵导致国力有不少的消耗。所以汉武帝晚年停止了对外用兵并向天下发布罪己诏，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他在霍光等大臣的辅助下与民休息。整顿吏治，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汉朝国力又开始上升，但是汉昭帝英年早逝，汉武帝长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被迎立为汉宣帝。宣帝继位后励精图治，鼓励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经济，在汉武盛世的基础上开创了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经济繁荣、民生富庶的盛世局面。汉宣帝也是个很低调的皇帝，但是他的治国能力却比汉武帝还强，历史记载，他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虽然在位仅20余年，但是其文治武功却超越了汉武帝，西汉国力也在他统治的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总体来看，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三次盛世局面之中并没有出现断代，所以这三次盛世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盛世时代，时间长达130余年。光武中兴是光武皇帝刘秀诛灭了篡权汉朝的王莽之后开创的盛世局面。说起东汉开国皇帝光武皇帝刘秀。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会赞不绝口，所谓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历史上几乎没有超过这个人的，光武帝28岁起兵，31岁就做了皇帝，未出十年就使天下大乱的时局变成了治世局面，是真正的改天换地造福天下者！光武帝在位33年，在他的治理下，东汉初年就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光武帝把国家从西汉末的大动荡带出来，使大汉王朝国力富强，史料记载光武帝晚年的社会富裕程度已经直追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称此时期为光武中兴，历史上没有一次中兴局面可与光武中兴相媲美。继光武中兴之后，光武帝的子孙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统治时期也出现了的盛世景象，这两个皇帝都懂得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并且治理官场。所以这个时候的汉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风淳朴，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开始普及，东汉王朝出现了鼎盛局面。明章二帝共统治三十一年（公元57年—公元88年 ），两代帝王承继了光武帝的施政方针，励精图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使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为汉朝历史上黄金时期之一， 故史称“明章之治”。永元之隆是东汉汉和帝刘肇开创的治世景象，东汉章帝之后，汉朝政权交替着为外戚和宦官把持，刘肇即位后诛灭了外戚窦氏集团。之后他励精图治，对内整顿吏治、招贤纳士、减免赋税、关心民苦；他非常勤政，是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于是打造了东汉最为强盛的时代，汉和帝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至此，来自北方草原的蛮族匈奴，在与中原的农耕民族角斗了数百年后。终于被彻底击灭，消失在了历史的云烟中，汉和帝还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东汉王朝国泰民安、四夷宾服，试看当时的世界，维大汉可傲视全球。当然了，这后世的盛世都是文景之治后的产物。那么文景时期七国之乱造就了一个盛世辈出的大汉朝之外，为何曹魏之后的八国之乱却没有造就出相应的盛世王朝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事情发生的历史过程。藩镇和削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持久和永恒的主题，几乎贯穿于中华帝国的每个朝代。汉朝的异姓王、同姓王作乱，唐代的藩镇格局，明代的靖难之役，清初的三藩之乱。如果将藩镇现象比做一个帝制时代王朝的癌症的话，是非常恰当的。究其原因就是高度统一的皇权带来了巨大权利诱惑和保卫这种巨大权利所需要的强大军事力量天然构成了一个循环因果关系。要巩固权利就得有军事力量，有了军事利力量又几乎必然觊觎权利。所以在中国的大王朝中，只有宋代相对面临的藩镇问题较弱，而这却是以牺牲王朝的防卫力量作为代价的，所以宋朝虽然稳固却显得羸弱。一般而言，帝国制度越不成熟的早期历史阶段，藩镇现象的规模及其影响越为严重。这可能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科举制度没有确立之前，普通的士人缺乏阶层上升的社会通道，造成相当一部分有企图心有能力的人才并不能入仕于中央王朝，从而寻求在地方政权中崭露头角；二是统治阶层的思想和相关理念还没有完成体系建设。在早期历史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效忠于且唯一效忠于中央政权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和自觉信仰。所以“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还频频出现在部分人群的主流意识当中，及宋以后才变成《名贤集》所谓的“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一马不鞴双鞍，忠臣不事二主”。然而中国的政治伦理可笑之处也在这里，举着孔孟拉大旗，但是孟子自己就主张：“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孔子也被金庸先生引用冯梦龙的《古今笑》之典讽刺：“何事纷纷说魏齐”。当然，以上原因都是较为泛化的原因。真正直接而决定性的理由还是利益之争。因为夺取利益，才会有藩镇，因为保卫利益，才会有削藩。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知道后来存在藩镇割据的隐患，当初何必建立藩镇呢？实际情况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分权治理是在通信技术和管理制度落后时，人们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统治手段。因为通信落后，信息的时效性限制了一个行政中心所能覆盖的空间范围，所以有效治理必须基于地理分块方式，而区域中心的行政管理者必然拥有独立权限。这就造成了分权的不可避免。既然分权不可避免，那么权力授予谁就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个答案当然是亲信。可是很讽刺的是，亲信其实是个相对概念。一代人是亲戚，到了三四代之后几乎就不是亲戚了。但不把权力交给亲戚就更不行了，因为那样可能连一代的和平都坚持不住。所以这成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只要时间上也做到分权就可以抵消割据出现的影响，这就是任期制度，或者是轮换制度。拥有地方独立权力的掌权者只要不是长期固定不变，其威胁性就会下降到很低水平。但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技术官僚。找人出来做官并不困难，魏晋时期，人们靠裙带关系举荐官吏，这样只会形成一个个大的门阀士族，其实等同于割据势力。直到科举制出现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帝制（教科书上说的封建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一个异类，不仅出现得极早，而且延续的很久。原因就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一直在不断尝试寻找管理技术的革新，这些改革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就是两次这样的大麻烦。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封异姓王七人，同姓王九人。异姓王当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名将。其中还有一位韩王，名字也叫韩信，历史上一般称为韩王信。可以说，这些异姓王的分封并不是治理需求，而是争夺天下时的统战需要，所谓“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
所以等到刘邦一旦夺取天下后，便开始和吕后剪除这些功臣。公元前195年，刘邦定下白马之盟，汉朝此后不再封异姓王。等到诸吕之乱平定之后，异姓王已基本不存在了。但是，刘邦显然没有预料到，只要分封制度存在，是不是异姓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的中央政权趋于稳定，国力和民生得到很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各同姓王的王国实力也在快速发展，并且与中央政权的摩擦程度日渐加深。更重要的是，各诸侯和皇帝的血缘关系也在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看出各同姓王潜在的威胁。文帝时，著名的谋士贾谊就提醒汉文帝要警惕诸侯王，并建议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来应对。这个政策就是后来汉武帝所用的推恩令，即让诸侯王不断用自己的领地来分封自己的子孙，以达到自然平稳的分化诸侯王实力的目的。但是汉文帝并未采纳。到了汉景帝时期，来了个愤青晁错。虽然他也一片忠心，力谏诸侯王之危害，主张削藩。但是他的策略就太低级了，归纳起来两个字：硬削。这直接导致了七国之乱的总爆发。以至于后来袁枚对比贾谊和晁错就说：“生用其所施，必远过晁、董”。当然，晁错的削藩只是个导火索，说他愤青也是个玩笑话，因为晁错自己就预料到了后果：“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七国之乱的真实原因还是割据势力的日益做大对中央王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七国中，真正的核心反叛势力只有一个，就是吴王刘濞。在汉景帝时期，当时还有二十多个诸侯王，在其中吴国属于很大的国。其封地有三个郡，五十三个城，人口总数约六七十万。更重要的是，吴国占尽地利，极其富有。其辖区内豫章郡有铜矿，可以直接铸钱，相当于拥有央行的货币发行权；另外靠近大海，可以煮水取盐。在盐铁专营的时代，这两项战略性资源让吴国富甲一方。仗着财力雄厚，吴国不需要向百姓征收太重的赋税，同时刘濞还会每年派人到民间去慰问弱势群体。因此民心归附，内政清明。同样是因为有钱，吴王广征贤才和各种勇武之人，其他地方凡是有流寇巨匪逃亡到吴国，都会得到保护和任用。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刘濞素有谋反之心，但是他和中央结下梁子确实是从汉景帝开始的。刘濞是汉景帝的叔叔。当景帝还是太子时，一次刘濞的儿子刘贤以吴国太子身份觐见汉文帝，见到了汉景帝。同是同宗兄弟，两个人就在后花园下棋，结果两位官二代从小都是暴脾气，下个棋居然互不相让，景帝刘启就把刘贤脑袋一棋盘给拍烂了。汉文帝觉得自己理有所亏，就让人把吴国太子好生装殓，送回吴国。结果刘濞听说这个消息，再看看儿子尸体。火冒三丈，当场拒签快递，又把尸体送回京城，还发狠说：“人在哪死，就在哪儿埋！”
撅了皇帝的脸面，而且从此托病再不入朝参拜皇帝。公元前157年，文帝刘恒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汉景帝接受晁错建议，决定削藩，而且是硬削，直接缩小各诸侯国管辖的领地。果然，硬削的结果是硬杠。在三个诸侯国勉强推行削藩策后，诸侯王们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限，第四道命令一经颁布，叛乱就发生了。挑起叛乱的就是吴王刘濞。当然刘濞也知道，自己再有钱，和中央政权相比，还是弱小的。所以他联系了其他一些同样心怀不满的诸侯。主要有楚王刘戊（音：务）、赵王刘遂、和齐地四王包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他们都是刘邦的儿子刘肥之子。他们的封地是原来一整个大的齐分割之后形成的小诸侯国。这七个诸侯国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按照计划，七国叛军根据地理位置分成三个集团：吴楚联军实力最强，担任主攻，向西攻击洛阳、长安。赵国在北侧，负责联系北方的胡人、匈奴，从河北进兵；齐地四国在东侧，从山东包抄。三路进兵，分进合击，会师中原。一个听起来非常完美的计划。但是执行起来完全走了样。因为他们很不幸同时遇到了神一样的对手和神经一般的队友。汉景帝方面，初时看到叛军气势颇大，内心也产生了很大不安，甚至听信袁昂的建议，腰斩了建议削藩的晁错，希望以此换取和叛军谈和。但是显然，杀掉晁错根本不是叛军的真实需求。所以汉景帝只好针锋相对进行军事部署。叛军三路来，我也三路去，让郦寄讨伐赵国，栾布讨伐诸齐，太尉周亚夫率领李广、卫绾等迎击吴楚大军。大将军灌婴率军屯守荥阳做总预备队。双方的主战场当然是吴楚军攻击的梁国。当时，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弟，当然拼死作战。但是敌军攻击猛烈，渐渐支持不住，接二连三向周亚夫求援，然而周亚夫请定神闲，毫不理会，甚至皇帝下旨催促他救援梁王都不予理睬，概不奉诏，坚壁不出。他当然不是不作为，而是看出了问题的关键，自己的军力并不比吴楚联军强，与其救梁，不如断粮。周亚夫当即派韩王信之子韩颓当率骑兵截断吴楚军的粮道，同时做好了防守准备。吴楚军发现粮道被断，情知不妙，疯狂的像周亚夫发扑，但是周亚夫正确判断了敌军的进攻方向，牢牢守住阵地。在粮食耗尽的情况下，吴楚军溃败。而就在吴楚军激战时，他们的队友干嘛去了？原来诸齐各军还在山东老家呆着呢。他们倒不是按兵不动，而是在那武装辩论呢！原来，反叛前小齐王本答应加入胶西、胶东等诸齐叛军，但是后来诸齐发现齐王在糊弄人，他不想出兵。于是大家围住了齐国，开始讨要说法。齐王为了拖延时间，打打停停，摆事实讲道理，掰开了揉碎了，一直到汉军援军来到时，这几位诸侯还在互相喷呢！完全忘记了援助吴楚军主力。最后落得个束手就擒。至于赵王，一直陈兵在边界，就想等匈奴军一到一起进军。结果匈奴就是不来人，倒是等来了曲周侯郦寄的大军。赵王只好退守邯郸，苦苦坚持7个月，等到栾布料理完山东叛军后，前来增援，最后攻破邯郸。七国之乱覆灭。七国之乱看起来声势浩大，其实际影响却非常小。主要战争进程持续时间不过三个月左右，所影响的地域面积只有汉朝疆域的五分之一。这都是因为景帝时期，中央政权的实力还非常强大，各地藩镇尚未做大。但是与之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天壤之别了，因为这时中央的控制力已经非常弱小，各地诸侯王实力足以挑战中央。八王之乱不计算宫廷斗争，仅考虑战争持续的时间，就长达6年，影响地域几乎达到西晋王朝的一半，同时都是晋国最富庶的中心地带。八王之乱几乎耗尽了晋国的全部精锐军队和财力，直接促成了西晋的短命国运。西晋从统一全国到覆亡，仅仅享国37年。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另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剧情一个简单，一个复杂。和八王之乱相比，七国之乱的剧情几乎就等于啥也没有。因为这七国是一只球队的七个队员，踢了一场就被淘汰了。而西晋的八王之乱可是每个王代表一支队伍，像海选一样一轮轮PK，最后才产生了冠军。要是不信，我先把正式的剧情摘要尽量简明扼要的写出来，可以看看晕不晕。晋武帝司马炎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司马衷被认为是一个智商低下之人，也是那个著名的说出“何不食肉糜”的低能皇帝。司马衷外公太傅杨骏和叔祖父汝南王司马亮托孤辅政。杨骏想独掌大权，赶走了司马亮。司马衷老婆皇后贾南风不满意太后娘家干政，秘密联系楚王司马玮和司马亮除掉杨骏。司马玮带兵入京，杀掉杨骏，托孤大臣司马亮掌握政权。贾南风又矫诏令司马玮杀了司马亮，转天又翻脸说司马玮假冒圣旨杀人，诛杀了司马玮。几年后，皇后想除掉非己所出的太子司马遹，得到赵王司马伦的支持和怂恿。杀死司马遹后，司马伦突然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诛杀贾后。几个月后，司马伦罢黜了司马衷，自己做了皇帝。司马冏、司马顒、司马颖三王联合杀了司马伦，司马冏掌权，迎回晋惠帝。司马颖、司马甬再次起兵反司马冏，京城中司马乂做内应杀了司马冏，自己掌权。司马颖和司马甬又没得到权力，再次起兵与司马乂作战，遭遇失败。司马乂虽胜，却没想到被内部的司马越抓住，后被烤死。司马越表面掌权留在洛阳，司马颖实际掌权返回邺城。司马越不满意，带领皇帝攻打司马颖失败逃回东海。但是不九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联合异族乌桓、羯朱击败司马颖，司马颖和晋惠帝逃亡洛阳，被司马甬控制。最后，司马越东山再起，击破长安。后来杀死了司马甬和司马颖，又毒死了晋惠帝，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至此，八王之乱结束。自秦统一天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常出现反复，比如秦始皇的在李斯的极力推荐下实施郡县制，而郡县制就不算封建制，没有封土建国，这是为防止出现周朝的分裂。可后来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分封制，汉初，晋，明初都出现过。比较有趣的事，当朝在考虑是否设立封建制时候，主要参考前朝的失败的原因．取缔分封是考虑前朝的宗室内乱，而采用分封诸侯王，也是担心外族实力过强带来改朝换代。比如西晋，他就认为晋之所以能取代魏就是魏室势弱，搞定一个曹爽，就完事大吉，所以他就加强宗室力量。朱元璋搞封建制，杀光所有大军头后，还是担心皇太子不够强硬，后来的皇太子更是乳臭未干，自然需要宗室来力保皇权稳固。汉初的七国之乱，并没有带来致命的伤害，相反，中央朝廷顺利的实施了削藩，加强了中央集权。而西晋的八王之乱，本就没有针对各诸侯国的削藩目的，却直接干垮了西晋，造成永嘉东渡。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先说七国之乱，当时，在中央政府，意识到诸侯国太强，直接威胁到中央的集权统治，于是汉景帝在晁错的建议下开始削藩。而在诸侯国，当时的诸侯王已经不是文帝或者景帝封的，他们的血脉跟文帝或景帝已经很远。比如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他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二十岁的时候就跟随刘邦平淮南王英布的造反，那真是功劳大，辈分高，再加实力强，自然对不把汉景帝放在眼里，何况还主动招惹他，所以双方基本没有妥协的余地，非打不可。汉景帝最后的赢也很大的侥幸成分，优势在于。朝廷内部算是比较团结，有个老太太的坐镇，能稳定的住后方；二，汉景帝弟弟梁王刘武屏障作用发挥的不错，朝廷还有不少像周亚夫，李广这样的大将指挥；就算汉景帝失败了，刘濞篡位成功，汉还是那个刘姓汉，削藩也会继续进行藩王削藩更加彻底，就想朱棣那样。中央还是会强化，不过是皇帝换个人而已。汉朝的统治基础不会动摇。而西晋的情况就没那么幸运了。首先，这次八王之乱并不存在中央政府有削藩的意图，是中央政府自己先乱了起来的：晋惠帝是个傻子，他那个又黑又丑的老婆贾南风想趁机揽权，就造成跟权臣的矛盾，于是借助诸侯王楚王司马玮铲除对手汝南王司马亮，时候嫁祸楚王矫诏，杀了楚王。没有了稳定的中央政府，诸侯王之间当然更加不会铁板一块；西晋的诸侯王权利超大，汉的诸侯王已经有很大权利，但是地方管理的行政太守刺史人事权还是在中央，而西晋诸侯王直接兼领了，这就造成朝廷对诸侯国连起码的约束权都没有，小道消息都没人传；七国之乱，虽然诸侯王势大，但他们是想一战取胜，所以胜败是很快有结果，三个月就完结了，而八王之乱可不是八个王爷同时造反，而是轮番的上，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就是这个王爷不满那个王爷在中央代替皇帝发号施令，一言不合就起兵。而且很奇怪的是总揽朝政后的王都不经打，说明最高统治阶层内部是多么的不和谐。所以这个八王之乱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个月，第二阶段历时七年。把长安和洛阳二都打成废墟，洛阳城内人少到到处长一人多高的蒿草，皇帝要逃跑在大街遇到强盗又躲回去的境地，都城这样，何况是一般城池，城破后大屠杀不绝于书。所以，西晋的内乱，没有胜利方，熬到最后的也都是苟延残喘，没有实力再恢复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