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用黄仁宇大佬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宋应星就出生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 宋应星是江西奉新县人，他的祖上真的很阔：宋应星的曾爷爷的爷爷官拜吏部尚书；高祖宋迪嘉也干到了吏部尚书；曾爷爷宋景更厉害，先后干了工部、吏部、兵部尚书。 不过到了宋应星的爷爷，开始走下坡路，仅是个举人了。宋应星他爹更不行，只能花钱捐了个秀才。 宋应星还算比较争气，先是顺利考上秀才，然后在县学里的时间除了研究四书五经外，其余的各种杂书也都看。 他有没有看过《金梅》不清楚，但他一定读过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沈括离的太远，李时珍在宋应星上小学的时候还健在。 据说宋应星对李时珍十分拜服，还特意去研究了一下那位人物。结果他发现，李时珍竟然是一个三次会试都没出头的人。一个考试都考不出来的学渣，竟然能编写出《本草纲目》，这事对宋应星的心理冲击很大。 万历四十三年他和亲哥哥宋应升同时考中举人。第二年他们去京城会试，却名落孙山。 然后一直考啊考啊，三年三年又三年又又又，从万历考到天启考到崇祯元年，都没戏。比李时珍考的次数还多。 宋应星也从单身青年变成了两个娃的爹。 俩兄弟都一把年纪了，从此遂绝科举之念。 说到《天工开物》这部工艺百科全书，当然不是宋应星一个人闭门造车研究出来的。 他是把历年从各处学到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并对技术经验作了概括，使一个个、一项项的农业、手工业知识系统化、条理化，然后著述成文字。 也就是说，《天工开物》里面的内容，绝大部分明代就已经存在，只是没人写出来记录它。这也是天朝古代科技传承方面的一种悲哀。 当然，宋应星也有很多自己的新见解。他非常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分别体现在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方面。 这年月，如果不是知名人物，想出版一本大部头很难。因为要刻板、发行啥的成本很大。书商们又不会冒风险干赔本买卖。所以很多人出书只能自费。 但是宋应星祖上的荣光早就不在了，自家也落魄的挺穷。因此《天工开物》写出来后只能束之高阁，没法面世。 他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大概意思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其他人集思广益完善内容，以我个人的本事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宋家的穷日子一直过到嘉庆年间。宋应星的族谱到此而断，估计是穷的连后人都没有了……闲话不提。 还好宋应星有个同乡，也是万历四十三年一起中举的同学，涂绍煃，人家中了进士，做到了汝南兵备道。 李自成本来就想着打到河南的时候，通过涂绍煃再去联系宋应星。 崇祯十年，涂绍煃奔母丧，居家丁忧。他得知老同学宋应星的情况后就出钱资助出版了《天工开物》。 正如宋应星在序言中写的那样，“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天工开物》起初没有翻起什么浪花，不被时人所知，也没被重视。 崇祯十年，这一年是1637年。当时也许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 很多很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说起1637年，总会强调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 这一年，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两本书。 一本是殴洲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方法论》，另一本正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令人感慨的是，这两本伟大之书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借助科学实践掀起产业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而后者，却开启了一段过山车般的奇幻传播旅程。 《方法论》的原名叫《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本册子虽小，意义却异常重大，可以说它是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真正的起点。 无论是哲学史还是科学史，都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开启了人类的现代认知时代。 在哲学方面，笛卡尔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开启了认识论的大门。自此以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彻底分开，所有后世的哲学几乎都是从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笛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 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自然界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自然规律挤压了尚帝的存在空间，几乎要取代尚帝。 因为《方法论》的出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执一词，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比如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究其根源正是来自认识论的不同。 但是双方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得国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将两者综合起来，奠定了现代认识论的基本框架。 而且《方法论》并不仅仅是研究一个哲学问题，它附录的“几何学”创立了解析几何，首次将“数”与“几何”结合，架起了演绎推理和数值计算的桥梁，推进数学工具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牛顿力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尽管和大明的宋应星一样，都是隐居世外的“隐士”，笛卡尔和他的著作在殴洲却有另一番荣耀的经历。 如果说在崇祯十年，大明的宋应星为天朝传统技术画了一个句号，那么殴洲的笛卡尔则是为西方传统科学重新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从此，在科技领域，天朝不断沉沦，西方则冉冉升起。或者说天朝那种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获得技术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之路开始蓬勃发展。 前头大顺在泽州开国，李自成和高一志谈话中，想通过他以及叫会把笛卡儿、开普勒、费马、帕斯卡等人邀请过来做客。 估计行不通。 如果那帮人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当大顺国的使馆在葡萄芽建立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前蒙主的召唤了。《方法论》什么的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还是说回宋应星以及他的巨著。 穷举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天工开物》在国内遭受冷遇，在海外却火得一塌糊涂。这恐怕是老宋万万没想到的。 清军入关后，前广州知府宋应昇正“杜门守丧”，听闻消息后痛心疾首，随后便响应勤王号召，将包括妻子嫁妆在内的资产全捐了出去。清军席卷江南，宋应昇服毒自杀。 估计服毒一说有些美化吧，七十岁的人了，因为悲伤过世也有可能。不然哥哥自杀殉国，弟弟归隐苟活不太好听。 宋应星本人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时光，大约在康熙五年（1666年）七十九岁时离开人世。 临终前，他还告诫儿孙：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宋应星大概率并没有剃发。 当时明朝遗民逃避剃头的三种方式—— 隐逸山林，代表人物王夫之。结果就是他的学术基本无人知（晚清才发掘出来），且生活极度困苦。 削发为僧，代表人物吕留良。这种就哭笑不得，宋明理学辟了500年的佛，结果就这？ 远渡重洋，代表人物朱舜水。不过大部分人去的是高力、安南（越）、南洋等地，去日笨的是少数。 所以宋应星隐居在老家，近似于采用了第一种方式。 而且，清初对剃发管的没那么严，老宋是有可能避免的。 比如，无锡人华凤超，因拒绝剃发，自清军进入江南之后，便“闭门不出，已七年矣”。直至某日参加侄辈婚礼，才因“鬓发宛然”而遭人告发。他被捕后仍不愿屈服，终于被杀害。 顾炎武也是坚持到顺治十二年前后，才因为仇家陷害而剃发 比如，活到1677年的陈确（约比宋应星晚去世十余年），则在入清后给自己做了几顶竹冠戴。他宣布从此以后，将戴着这些竹冠“以游人间”，度过残余的人生。 另一位遗民余若水，则无论春夏秋冬，常年戴一顶“皂帽”，即便最亲近的友人，也见不到他的脑袋顶。 比如，活到1696年的屈大均（约比宋应星晚去世了三十年），为规避留剃发辫子，入清后便选择像女性一样在头上挽出一个小发髻。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髻人说》，声称自己之所以留发髻，是为“常思为女子”。 而且，宋应星的老家早期可算不上在大清治下，那边长期处于南明、农民军与满清拉锯的状态。谁有空管一个乡下人剃头呢。 等到满清完全占据后，老宋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估计头发也掉的差不多了，要么就是地中海，哪还用剃什么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