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从不缺乏消息灵通之人。 当大队顺军由怀庆南下，襄阳城内的富户们纷纷变卖家产，小部分跑了，大部分人陆续拉着一车车金银送往东风钱庄兑换庄票。 钱庄掌柜刚高兴了一天就接到指示要半歇业，银子只出不进。 什么是钱？当权者拿出一张擦屁股纸说这是钱，能买东西，它就是钱；说以后银子买不到东西了，那相应就没了货币功能，成了一般贵金属。 东风钱庄把歇业告示一贴，襄阳城内暗中传播的谣言被证实——大顺攻下城后会废弃银两，擦屁股纸要变成钱了。 这可如何是好？ 接着南阳、荆州陷落，数万明军毫无音信，襄阳城能不能保住的问题已经不值一提，尤其几个月前还有次变故呢。 东风钱庄发行的庄票通行天下，即便在怀庆都能交点手续费兑换大顺纸钞，这价值不言而喻。想继续留在襄阳就要接受大顺规矩，钱庄门槛是真的被踏破了。 等大顺旗帜飘扬在汉江对面，连襄王朱翊铭都坐不住了，急慌慌拉着两百万银子要存进东风钱庄。 从武昌赶来坐镇的湖广巡抚唐晖惊掉下巴，襄阳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你们有钱有粮的就不能拿出来协助守城吗？ 大概是因为唐巡抚有个“贪婪不简”的名声吧，顺军都兵临城下了谁还听他的。 知府唐显悦面对这局面同样很难过。短毛为什么就不能安心做个旅顺总兵为国效力？你在辽东功劳是不小，可不能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叛了啊。讲待遇，越讲心胸越窄；比奉献，越比境界越高啊…… 有人给他传话说你的前任老范家还有个名闻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值得拉拢一下，你要是一条道走到黑很难有活路呀。 唐知府咬着牙不信邪，刚要下令拆除汉江上的浮桥就被襄阳府推官江禹绪带人拿下了。 小江识时务。 一个势力不管是什么出身，只要有屯田和科举这两个举措，就意味着它是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大顺的价码是，抵抗的官绅要抄家，还要灭门。 李自行车以前觉得株连太过分，可是仔细想一想，他们亲友确实跟着享受了贪腐等得来的好处，以权责对等的原则来看，连坐也有其合理性，把家人抓去服几年苦役有什么不妥？不能说你自己坏事做尽然后一死了之就结账了，既然跟大顺对抗又退不出赃款又查不清谁是其身后主要受益者，那就全部株连一个不剩。乱世当用重典！ 反之官绅只要识时务捐些家产出来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往不咎甚至还能接着当官，说不定官做得比原来更大。当然在各种特权上不能像明朝那样肆无忌惮了，还要大出血，这个要价虽然高了点，在士绅看来，甚至可以算对他们的“残酷压迫”。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起码比抄家灭门强。 既然军事上打不赢大顺，还不如选择加入，趁机多捞好处。 所以江禹绪等人毫不犹豫就弃暗投顺了。 修整完赶来的吴三桂、左良玉等人还想请战打襄阳来着，结果搭眼一瞧，城头已经飘起斧镰旗。 襄王朱翊铭带头候在城门口恭迎大顺大统领入城。 李自成当天就坐在襄王府大殿内发布诏书“通电全国”—— 老天爷评价一个朝代好坏只看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老百姓拥护谁也只看这个。天命是无常的，但是老百姓能不能活命一眼就能看出来。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轮回的。 你朱明帝国承平日久，纲纪废驰，皇帝还不算太混蛋，但是耳聋眼瞎，让人当傻子玩。大臣忙着结党营私，缙绅抢光了百姓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勋贵都是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皇帝却只信任这帮人渣。对待少数还干正事的大臣，皇帝不是关就是杀，谁还肯跟着他干；对待老百姓更是敲骨吸髓，哪里能得到拥护。 我李自成本是个在家种田的穷光蛋，被土豪劣绅逼的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站出来要带领穷苦百姓们推翻这个吃人的世道。 你老朱撒泡尿照照自己，掂掂自己几斤几两，想一想能不能跟全天下黎民百姓对抗，若是还想给祖宗留点脸面，投降大顺吧，我还能给你体面的留个爵位，拿你当个摆设。 “诏书”的大白话太不像话，连左良玉、白广恩这种粗胚都看的直摇头。管他们怎么看，八百里加急“通电全国”。 顺便再提一下这个所谓王朝更替的法统问题或者说是公权力的产生、取得和继承问题，由此还能引申出天朝人有没有逻辑的疑问。 西汉时，有两人因汤武“受命”问题而引发了一场争论。 黄生认为汤武以下犯上，是为大逆不臣；辕固生认为汤武反桀纣，是吊民伐罪，乃归心受命之举。 黄生进一步辩说，上下有别，帽子再破也是戴在头上的，鞋再华美也要穿在脚上。桀、纣再暴虐也是君上，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君上暴虐，臣下应该做的是匡扶君上，使其向善，而非绝起弑君。 辕固生聪明的从讨论历史转进到现实，追问：既然如此，我高皇帝刘邦取代秦帝也是犯上作乱不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剑封喉。到了这一步，辕固生和黄生之前使用的逻辑都走到了死胡同。 因为天朝最大的正治正确就是现正泉的统治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不需要，也不能证明的。任何尝试使用理性和逻辑去证明这一点的，都会走入这种辕黄悖论。 故事的最后，旁听的汉景帝不得不跳出来打圆场，亲自为这个要命的问题定调：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做学问的人用不着非要深究汤武受命这事，不做也不算你不懂学问。 皇上发话了，讨论点到为止，不许再谈！ 其实只需大大方方承认一句“成王败寇”或者“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或者“枪杆子里面出正权”就完事了，可一般上位之人偏要扭扭捏捏的立牌坊。 汉景帝怕谈这样的问题，以后的皇帝也怕谈这样的问题（李世民例外）。因为所有通过“非法”手段上位的统治者必然要面临两难情况：既要维护当初暴起的合理性，又要防止新的后来者效仿。这样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精分。 有些事情是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可不谈不代表事实不存在。这个“辕黄悖论”带来的影响遍及天朝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已经刻入天朝人基因的印记。 有太多时候，人们尝试解决某个问题就会不自觉地触碰到这个禁区。那么出于自我保护机制，人们就会放弃使用逻辑，而选择被动地接受现实。 比如最简单的“你跟他讲律法，他跟你耍流忙；你跟他耍流忙，他跟你讲律法。你能怎样？”
幸运的是，大明人马上就会找到破解千年轮回诅咒的药方。只要他们忠诚地跟随大顺和李自成的领导，牢记富民文和自平公法爱敬诚友，那么破解历史周期律，实现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作为一个副产品，天朝人重拾逻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