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隋书》记载，在公元583年，杨坚曾下过一道诏书，说“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又经过几年的四处平定，589年消灭了陈，此时南北基本完成了统一，同年四月又下诏说“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德，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
可见此时虽然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但内政还是一团糟，杨坚还是能看得出，宗教在这种时期对于快速稳定内政有着极好的效果。在京城有座禅定寺，587年时主持稠师圆寂了，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这本应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也不应当引起皇帝的注意才对，但是杨坚偏偏就亲自关心并过问了这件事。他下诏请来了徐州的高僧昙迁，由他来当禅定寺的主持，并且还一直与昙迁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经常要抽时间喝个茶、聊聊天。杨坚每次出差时，也会叫上昙迁陪同，甚至晚上也要让他陪着睡觉聊天，足见他对佛教的重视和亲近，也看到了佛教对于稳定当前的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件貌似很小的事来看，在隋朝初期，杨坚对于佛、道二教是一种保护、拉拢的态度。南北统一以后，大隋也由对外征伐转向了内政建设，佛、道二教的发展建设，也成了杨坚内政建设要重点考虑的一部分。再比如，在600年底，杨坚下诏让各地建庙立祀，并且说谁要是再敢偷盗、毁坏佛像、天尊像，都要严惩，这显然是对北周时期对佛寺的严重破坏有太深的感触了。当然了，他还特别指出，如果有和尚或道士毁坏佛像、天尊像的情况，那更要严惩，因为这种性质更恶劣。那么是如何严惩的呢？史书记载是“以恶逆论”。这个恶逆罪在隋代是重罪，当时的刑法中是“十恶之条”，列举了十条重罪，而恶逆就是这十大罪之一。对于犯了这十大罪条人的处理，一般都是掉脑袋完事。如果侥幸中了彩票，恰好赶上皇帝娶老婆、生儿子、新皇登基之类的大喜事，就会有大赦天下这种好事，但“虽会赦，犹除名”，就是说就算遇上大赦放了你，但是也不能恢复原来的身份地位。比如原来有的官职、功名之类的吧，就是你因犯这十恶罪被赦后，最多就是个平民百姓了，想恢复政治地位那就别想了。这可以说是隋朝在法律上对佛、道二教加以了保护。没过几天，杨坚又下诏称佛道并重，“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将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复护。……”，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佛、道二教经过大混乱的发展时代后，都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继续打击是不现实的，利用好的话可以更好的为统治阶级服务。如果说上面这些态度、政策，是表达了隋政府对佛、道二教的一种扶持态度的话，那么对于恢复和扶持佛、道二教，特别是在佛教上，杨坚具体有哪些实际行动呢？601年，杨坚先后两次下诏，要求各地兴寺建塔，同时也极为关心各地寺庙的僧人数量，说我大搞房地产开发，给你们修了这么多别墅，到时候没有和尚住进去就尴尬了，所幸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就算房子不够住，也没影响和尚的数量。至于鼓励并安排众高僧翻译佛经，弘扬佛法，送钱送物这些事，那更不用细说了，不可计数。可以看出，杨坚对佛教还是天然就有亲切感的，各方面照顾有加，这和他从小就信仰佛道是离不开的。那么对于道教呢，他实际上也并没有特别偏见，没有因为信佛就敌视道教，总体上也是以扶持为主。《隋书•王邵传》还记载了一个故事，王邵给杨坚上表时说，在陈留老子祠里有一棵老柏树，枯死很久了，民间传说老子不久要来度世，这棵枯柏就会从东南方向生出新枝。南齐时，果然东南方向生出新枝，当时还是亳州刺史的杨坚听说后，亲自来到树下，正好应了老子度世的传说。由于有过这样一段渊源，杨坚对道教，特别是老子就非常看重了，自己就是老子派下来度世之人，所以对各地的老子祠的营建工作非常重视，很多时候都要亲自过问。在《全隋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杨坚称帝后，581年下诏称“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朕付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励，贻训垂范”，同年，下诏修复了周至县的老子庙，足见对老庄道家的崇尚。583年，又在龙首原新建了三十六所道观，称为玄坛，并且度道士二千人。杨坚以前曾去过楼观台的宗圣观，对于这个尊奉老子的道派非常重视，除了下令重修道观，度了一百二十个道士外，并且还刻了四体的道德经收藏在道观里。前面讲到楼观道士王延，一直在京都，杨坚为他专门修了座国立的宗教研究院——玄都观，请他去当主持，甚至最后还“斋诚受智慧大戒”。对于楼观道的重视，和“田谷十老”中的王延和严达有着重要的关系。对于其他的有名道士，杨坚也经常诏见，比如588年召见孟静素，把他安排住在至德观，魏郡仇岳洞晓老庄，也被召见一起交流玄理，为一个叫吕师的建了座清虚观，为孙昂建清都观，为孟静素建至德观，还在益州建了至真观、三洞观、三圣观等。杨坚的开皇年号的来历，同样是与道教有关。上一篇末提到的楼观道士王延等人整理的《三洞珠囊》，其中就有“似元皇君号开皇元年，隋家亦象号开皇元年是也”的记载，《隋书•经籍志》也有相近说法。实际上“开皇”就是道教中一劫之始，杨坚确定年号为开皇，也有利用道教的天命所归的寓意，来为自己开创的新王朝增加气运，想来也寄托了、承载了这位堪比始皇帝的一代大帝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总之，在杨坚的有意识的扶持利用下，隋朝的道教是呈发展趋势的，无论是道观还是道士，规模、数量上都有所增长，道士们的参政议政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乐见其成的。杨坚在位期间，还有个关于佛、道相争的有意思的事儿。杨坚经常会请些道士进京来讲座，开些学术交流会，当然他亲自参加的时候不多，不过却要求大臣们都得去听听讲，接受点新知识、新思想。对于这种情况，和尚们感觉不太爽了，于是也去会场听，当然他们是带着搅和的目的去的，所以那边台上刚讲了个开头，就有个光头站起来抢麦提问，问题自然不会是友好交流的，而是诘难，这样讲座一般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和尚们达到了目的，高高兴兴去庆祝了，道士们就不高兴了，于是就向皇帝告状，皇帝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让和尚们参加了，你们安心搞活动吧。道士们一听挺高兴，心说这下可以安心讲课了。没想到，和尚们知道后，根本就不听那一套，以僧粲为首的一众和尚们照旧直接闯进会场，抢麦搅和照旧，讲座自然就更没办法办下去了。当然了，好皇帝都是搞平衡的高手，听说这件事后杨坚反而很高兴，“斯朕之福也！”
通过这事，也足见隋朝对佛、道二教的包容与重视了。据《广弘明集》记载，由于北齐的排斥道教的政策，曾一度使境内道教几乎被灭绝，虽然稍有所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隋前，道教的生存面临着挑战，所幸“迄于隋初，渐开其术”。假如杨坚同样持续打压、排斥道教的政策的话，道教的危机将更加大，更谈不上还有所发展了。所以，蔑道之说并不尽实，当然了，类似这种前后矛盾、不一致的问题，史书中是极为常见的，前面也说过，这里就不啰嗦了。总之，也正是杨坚的这种对道教的扶持和利用的政策，为唐朝的道教大兴打下了不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