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就有资格买个躺椅在树下喝茶乘凉了。所以，有了一代明主兼老爸杨坚铺好了阳关大路，别的不说，单说对待宗教的政策方面，儿子杨广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如何做了，更不需要再发愁改革创新了，只要和他老爸保持一致、政策延续下去就OK了。和老爸的“素无术学”不同，杨广从小就是个喜欢读书的好孩子，也喜欢搞搞写作，这和一些演义小说里描写的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昏君还是不太一样的，至少杨广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早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实际上，在那个位置上坐得时间久了，能够保持不变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古今都一样，早年英明神武、晚年荒淫昏聩的多了去了，所以也没必要对杨广有什么成见，总体来说，他在位期间疏浚大运河、迁都洛阳、改度量衡、对外扩张等很多方面成就都值得点赞，只不过方式方法上不过脑子，搞得天怒人怨、天下大乱。在对待三教的政策上，杨广基本上也没有改变杨坚生前确立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样是以儒为主治国，拢络佛、道二教为政治所用。他在608年下诏说，“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并“立孔子后裔为绍圣侯”可以得到证实。对待佛教，杨广同样继承了家族一贯的信仰佛教的传统，很早就和很多高僧有来往，特别是和禅宗大师智顗关系非常好。591年，杨广在扬州组织召开了一个千僧大会，并且还非常虔诚的接受了菩萨戒。关于佛教的菩萨戒，我也并不是很了解，除了分大乘戒和小乘戒外，还有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和六重戒二十八轻戒等等讲究，我们平时都知道的不喝酒、不杀生、不邪淫之类的都是其中的戒条，可见杨广受戒也只是为了做秀，表达一种姿态罢了，要让他持戒，别逗了。至于经他之手给各地寺庙供应的钱米粮油，根本就无法计数。对道教，杨广可能比他老爸更加崇尚。史学家对隋朝的大业年间，即605到618年这几年称为“天下承平日久”，是结束南北分裂大一统后，出现的很难得的天下太平的一段时间，道教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所以史书说“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当然了，随后也有一段混乱时期，过渡到了盛唐。杨广本人还特别喜欢接见道士和修建道观，他在位期间的道士数量也有很大增长，甚至还把佛寺改成道场，把道观改成玄坛，就怕不热闹。《长安志》记载，大业初，长安内有寺一百二十座，称为道场，有道观十座，称为玄坛，迁都洛阳以后，又在城内及周边修了二十四座道观，发展了一千一百多道士。不仅如此，杨广还在皇宫里设了座玄靖殿，建了惠日、法云两个道场，通真和玉真两座玄坛，这些都是为了方便他不出宫就能供奉佛祖和天尊，对于佛、道二教倒是一碗水端得很平。杨广的学术水平还是不错的，自己曾经也爱写作，所以对于道教的经籍的整理、编修及目录建设都很重视。比如他在继位之前，就在王府里养着近百人，专门负责修撰工作，继位后，更加注重各类书籍的编著，《隋书•经籍志》和《通志》里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当时涉及到的书目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其中道经在经籍志里有记载的主要包括老庄思想等。“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的道教还是以老庄为主的，杨广对于各类文献的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杨广对道士的重视也比老爹更甚，与他有过亲密接触的道士不少，他对这些道士也非常迷信。据《隋书•徐则传》说，“建安宋玉泉，会籍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592年开始，杨广多次派人去请王远知，向他执弟子礼，还封了个代王越师的头衔。611年，又在首都给他建了座玉清玄坛，请来主持，方便时时见面。对于缙云山的徐则更加尊敬，曾写信求教道法，早年也曾想让这位隐世高人帮他篡位。当然，这位高人来了以后，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羽化了，杨广也对得起他，派人送他回到天台山安葬，又“随须供给”，“赐物千段”，还派画工“图其状貌”，令方士作颂词。稍后再详细讲一讲王远知和徐则等道士。当然，杨广也对道士们还是有着警惕心的，所以他并非是一无是处的昏君，《新唐书•方技传》记载，杨广把各地的有名的道士都召集来，让一个叫弘礼的和尚统一管理，“聚而禁之”。为了加强宗教管理，杨广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崇玄署的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宗教事务管理局，里面设立了令、丞等专职公务员办公，管理佛、道二教，这就是王权对宗教的真实态度。当然了，演义里的昏君形象也不是凭空捏造的，比如杨广自己就极想长生不死，这也是他崇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位道士潘诞，自称三百岁了，说他能给杨广炼金丹，吃了就算不能与天地同寿，也能与日月齐辉。杨广自然高兴，立刻也修了座嵩阳观，按照豪宅别墅精装修，仅豪华房间就好几百间。为了照顾老神仙的起居，安排了一百二十个童男童女，丫环仆人更是好几千人，所耗巨万，当然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不敢想象了，但对于拥用整个国家的皇帝来说，这点小房产也花不了几个钱。日常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僧道的陪同了，每次上朝结束回来，把自己的老婆们、老爹杨坚的老婆们、兄弟家人、和尚道士们全都要聚餐，灯红酒绿，“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道友们知道杨广喜欢出去玩，每次出差，当然他不用请假了，作者本人别说出差了，现在离开所在城市都要请假，当然特殊时期，大家也都理解和配合。作为皇帝，那是没有笼子可以关他的，他是生活在笼子外面的，所以出差、游玩、开Party等都要带上一群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还自称为四道场。算了，这位皇帝的荒唐事就不多说了，客观点评价，他对道教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学者总结了三点：整理修纂了道书目录；组织学者、道士编写了一些新的道书；组织抄写了官方认可的道经，这些贡献，对唐代的道藏的编写有着不小的意义。隋朝的第三位小皇帝就不提了，给李渊当了一年的靶子，又亲自把他从那个位置上拉了下来，可以忽视了。总体来说，隋朝的宗教政策，以利用和扶植为主，宗教得以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了一定的特权。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时期，直接为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奠定的基础。在隋末的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狼烟遍卷时，道士们是怎么做的呢？有的选择隐遁山林，静待时机再出江湖，有的干脆直接投身到逐鹿之中。比较有名的比如东都道士桓法嗣，效法那些成功的帮助杨坚上位的前辈们，支持王世充为“当代隋为天子”，期望这位一统江湖；泰山道士徐洪客则选择了李密，当然还有著名的魏征成了同盟战友，也曾经“进十策以干密”，不知道这二位道门高人，特别是魏征怎么眼光这么失准了，好在魏征随后又改投了唐王朝，从而成功从一位道士转职成为了一代名相。等到大唐王朝气候已成，投身到李渊麾下的道士则更多了，比如著名的楼观道士岐晖，当李渊带兵到蒲津关时，四处宣传“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立刻组织了八十个道士去接应，自然也是为了在这位未来的皇帝心里留下点痕迹；至于杨广无比崇敬的王远知道长，也果断离开了这位昏君，自称“奉老君之旨”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我们不应该批评这些道士立场不坚定的行为，在经历大混乱时代的洗礼，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能够使道教传承下去，于道教来说，他们的行为最终还是为道教的发展有益的，这就足够我们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