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把重点放在使用过程之中，而不在乎选人过滥，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者，她会将他们淘汰、罢黜，
有时甚至会毫不留情地杀掉那些败事有余的投机者。由于使用得当，奖惩分明，因此，在武皇身边，总会有大批贤能有识之士争相为其服务。秉承隋唐以来尚武之风，
满足天下豪杰的英雄情结，她又开创武举，以文韬武略示天下，策动天下尚功习武，鼓励士子投身边塞尽忠报国。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
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授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总之，只要有利于皇权永固，
江山社稷长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无限，也不吝啬为人择官。大批国之栋梁在优胜劣汰的竞流中脱颖而出。
万岁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虽然，天灾乃世之常态，并非人之过失，然以此为契机检讨时政，又不失为利国利民之良举。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
年复一年都在做着这样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于感动苍天，而在于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态安抚民众，达到用善政取胜于民。
武皇重视农业生产，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从废唐立周革命一开始，朝廷内部就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武皇自信能够驾驭这种局面，但前提必须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即朝廷可以乱而天下不能乱。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并保持不败之地，
即在与反抗势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对者授之以口舌或借机煽动民众，那就是天下的稳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农为百业之。农兴则国旺，农衰则国弱，稳定农业就能稳定天下。
还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开宗明义就是“劝农桑，薄赋遥。”
又组织北门学士以她的名义撰写《兆人本业》五卷，教育齐民知农务农，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见。就当时而言，武后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农桑为国事之。亲理朝政后。
她明确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要受到惩罚。对朝廷多年来推行的租庸调制，武皇观其功效，察其演变。
按照“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之统计。武皇从有司得知，田移豪户、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的问题已经显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她及时修正方略，积极应对。
租庸调制创建于高祖武德七年。这是唐高祖在建国之初以农事为建国之本而创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该制确定，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内八十亩为口份，二十亩为永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名曰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输庸代役”。该制以“轻遥薄赋。为民制产”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实为富国强民之良策，故长久实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该制，尤为欣赏“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均田济世原则。
然时过境迁，其中的弊端也摆在武皇面前。最为突出的是，“租庸调”制所实行的“按丁制产”，其所授田亩作为一种最高限额，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兑现，绝大多数农户分得的口份田或永业田与规定所得相去甚远。
那均田之举，也只是让一般农户有其田，并没有打破等级制度，官宦之家按级别爵位分别享有多少不等的职份田，在宽乡，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可以享受永业田和勋田，所以，他们的田产远远过一般农户。
由于田亩相差过于悬殊，加上有司对农民耕种什么，不能耕种什么都做具体规定，农户无所适从，因而出现了大户扩张土地的“兼并”和农户逃往外地的“逃户”，严重影响了租庸调制的全面实施。
武皇不想打破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只能针对时弊，做出务实的选择。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则民乱之理，懂得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因此，对农户种什么不种什么一概由农户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统一规定。
最简单的道理是，耕种非农户莫属，非农户莫能，官府干涉农户无疑于班门弄斧，视农户于不敬，其结果只会束缚农户因地制宜安排耕种而得不偿失。
就此而言，官府与其强势而为，不如撒手不为，顺其农户自作主张，自我展。变有为为不为，把官府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作为中彻底解脱出来。二曰因势利导。
农户逃亡，大多为时势与生计所逼，他们从土地较少的狭乡逃到土地较多的僻乡，是为了摆脱官府制约，以自由之身，开荒种地，获取较多收获。
虽逃避了官役，减少了部分租庸，但却为国家增加了耕地，创造出更多财富，也缓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亩不足之难题，从长远看，则更利于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农户逃亡，大户人家耕种土地必然人手紧缺，这样可以减少对耕种者的盘剥，减轻农户负担。
因此，武皇废除对逃户的种种处罚，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容。对返回的逃户，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并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户的积极回应，因而在有些地区，逃户田地由官府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三曰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一方面抑制大户人家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农户继续开垦荒地。多年之后。天下粮仓丰实，人口户籍倍增。
武皇认识到，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变，此起彼伏，是谓天无长势。
时无定数，必明变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时地利，该保留的且保留，该放弃的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兴利除弊，方可济世安民。租庸调制自唐初以来，已经推行数十年。
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是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由后人来解决。
随着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进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骤增，土地紧缺问题加剧，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其他问题，这是后人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规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变通。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会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国生涯，武皇已经体会到，任何一项举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为政者在于权衡利弊，择善而为。
武皇始终牵挂农事，无不为农事担忧，一旦天下灾害频。就要召集文武百官，检讨时政过失，还多次委派朝廷官员到各地辰灾，并安抚百姓，寻找治理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进了农业的展。
长寿元年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捷报传来，武皇大喜，随之敕令，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用兵三万人镇守。王孝杰以军功拜左卫大将军。
边境安定与否，一直是武皇牵肠挂肚劳心费神的大事。她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是那种国泰民安的环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徭役厚赋。然边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兴师动众，兵戎相见。
大唐开国，以文治武功称天下，政治修明，民力富厚，国势甚威。秉承先祖遗风，国家尚武之风甚盛，文官武夫，无不以军功勋爵为荣耀。
太宗贞观十年，国家推行府兵制，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寓兵于农，无事耕于农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农家弟子加入府兵，既健全了国家武装，也为一些农家弟子开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太宗在位期间，国势渐强，四夷降服，来朝进贡称臣者甚众，求学、经商者更是络绎不绝。
其时所举战事，多为平息夷争，或朝廷派兵，或以夷制夷，更多为两者兼用。
贞观十九年，为解新罗之虞，太宗李世民就亲御六军伐高丽。先帝高宗继位不久，时局变化，府兵渐衰，四夷又起。
高宗先后调兵遣将平西域、百济、回纥，特别是平高句丽，完成了太宗未能完成的事业。给事中刘仁轨以文官之身出征，老将李勣，名将薛仁贵，连年征战。
他们均以勇武善战、战功卓著而驰名天下。战事频于安西四镇，几经反复，形成多年征战局面。
早在永徽元年，高宗视其多年相安无事，即罢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也迁回西州，原本在于“不欲广地，务其安人”。
不料在显庆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朝廷不得不举兵平息，次年，安西都护府只得又迁回龟兹城，四镇随之恢复。咸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四镇再罢。
调露元年，在西州都督崔知辩、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后，重置安西四镇，朝廷对西域的统治再次恢复。
吐蕃对此很不甘心，于垂拱三年进军西域，攻克安西四镇后，挥兵东入，前锋直达敦煌；又受封阿史那馁子为西突厥可汗，兴兵犯唐。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再次进犯。
被提为武卫将军的黑齿常之在河源将其击败。高宗、武后再提他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带屯田，并建烽火台戌所7o余座，以防吐蕃。
长寿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请求兵抵御吐蕃，收复四镇。
此时吐蕃内部生变化。赞普都松芒波杰为加强君权。除掉权重一时的噶尔家族，以“反叛”的罪名杀掉重臣噶尔.赞辗恭顿。
此为噶尔家族在吐蕃王朝全面失势的信号。手握大权的大论噶尔.钦陵闻讯后十分恐慌，准备再建战功，以求保身。噶尔.钦陵其弟噶尔.赞婆率大军取道临洮。进攻河西，企图切断唐朝与西域的联系通道，然后再夺取西域。
武皇抓住吐蕃内争的有利时机，重新加强边防部署，策划新的大规模反攻。
为了保证作战能顺利进行。武皇大胆启用了久在吐蕃，熟谙吐蕃军情的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附唐的原西突厥领阿史那忠节联兵，率众讨伐吐蕃。
十月，王孝杰率兵从西州出，大破受吐蕃册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馁子。吐蕃军在噶尔.钦陵率领下前往救援，也被王孝杰击退。
随后，王孝杰率唐军转战数千里，直至于阗等地，大破吐蕃。二十五日。王孝杰乘胜一举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等镇。突骑施领乌质勒亦乘机助唐起攻击，自东突厥手中夺回碎叶城，交付于唐。
自此，唐朝重新收得安西四镇。在接受安西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後，武后为巩固西域的边防，重新加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派兵三万驻守四镇，将安西大都护府还治龟兹，从而摧毁了吐蕃苦心建立的西域统治体制。
至此，唐与吐蕃结束了在西域反覆争夺的局面。安西四镇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武皇守黄老之道，虽不热衷于用兵，但却不畏惧用兵。武皇认为，对于天性骄骜。觇伺便隙，靠诉诸武力来掠夺和摄取财富的强敌，最好的防御就是强势用兵，以武制武。
因为任何软弱和妥协，都会助长其气焰，使之得寸进尺。其结果只能是养虎为患。
高宗时期，她协同先帝，对于攻占西域的吐蕃，坚持不断地派出大批军队，同吐蕃军队反复交战；又在西北边防大规模地开展屯田运动，增加西北防务。
当时，吐蕃请求归还安西四镇，武后断然拒绝，毫不掩饰地声明：置四镇予以据守，就是为了防止其东侵。强大的军事防备，震慑了猖獗一时的吐蕃叛军。
长寿元年，在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后，为巩固和稳定边境，武皇又在周边疆域均设都护府，分而治之。
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契丹领松漠都督武卫大将军李尽忠联合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反叛朝廷，聚众数万，攻城掠地，一时声势浩大，威震朝野。武皇以暴制暴，果断出击。
在接连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她敕令：“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值，以击契丹！”以示其务在必得之决心。此次平叛，她前后用兵数十万，五次进行大规模征讨，直至最后胜利。
武皇始终怀疑靠笼络狄夷的羁縻策略能维持边疆的长治久安。长寿二年，就在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后，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请捐四镇，意在以夷治夷，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
并劝武皇，“无以绝域未平为念，但当敕边兵谨守，以待其自败，然后击之。”
右史崔融则上疏反对罢安西四镇。他以史为鉴，认为若拔四镇，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
前事者，后事之师，奈何不图。四镇无守，则狂寇益赡，必兵加西域。
武皇对是否深入藩镇设防也曾犹豫过。特别是安西四镇，远戍方外，是为不食之地。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且行役既久怨旷亦多。
当年先皇罢安西四镇，就是要省军费于远方，使国家无远戍劳民之役。
然安西四镇，是为吐蕃硬争之地。这个士劲甲坚之邦，无不以攻城掠地为荣，他们强索西域，是要以此为领地，积势东扩，侵我中原。
诚如右史崔融所言：“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镇，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踰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临我敦煌。”后几经反复，失而复得。
事实是，置安西四镇虽不得已而为之，然不设则四镇无守，狂寇益赡，国无宁日；设则可安北狄而制吐蕃，既谋远虑又息近忧。
边境需要安抚，但安抚的策略在于恩威并用，在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同时，促使他们不以武力相对抗。作为施恩一方，其前提必须要有自身的实力作保证，一旦失去武力的威慑作用，任何灵丹妙计都无济于事。调露元年，东突厥二十四州酋长叛唐复立。
武后迅动用军队设防，阻其兵进中原，又不断派遣使臣，向突厥领陈述利害，以求国家安宁。
得知东突厥的反叛，主要是想收回在咸享年间被安置在丰、灵、代、朔、胜、夏等六州的突厥降民。武后立即答应还降户数千，由其自治。
又给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帮助他们展生产。很快，同突厥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
突厥默啜可汗还两次出兵，帮助唐军袭击骚扰河北的契丹军队，使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武后又以朝廷名义授予默啜“立功报国可汗”的称号。
此后，武后又督促有司不断地给突厥地区赠送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农业械具，帮助他们展生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