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指导员把我叫到他那儿说：“队里考虑你一直没回过家，决定把护送辽宁老乡李传银提前退伍的任务交给你，顺便你也回家看看探探亲。”
我听后马上说：“这是好事，一桩美差。我能顺利完成任务。我一个同校战友是作战处绘图员，他回家探亲后就没回来，我知道还是胡处长曾给他往家里寄过箱子呢！他爸是港务局长，来部队探过一次亲，小高不知为什么回家探亲就没回来，可能是他胃不太好吧，挺瘦的。他就是这样提前回去的。指导员你放心吧，我一定安安全全把他送到家，你尽管放心。”
回到班里想了半天，为了缓解一下家里每月每人三两油的窘困日子，我就去了下白石海军修船厂老乡的导弹艇上，托上士小安子买了一桶豆油，在军队服务点里买了一瓶桂花酒作为回家的礼物，就和李传银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车上我看着李传银，回想着近些日子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心里在念叨着李传银呀，李传银。你缺钱吗？怎么能动了那种歪心思，干吗去服务点偷那几个钱呢！叫人知道啦，这不提前被撵回家啦。指导员对我说是送，其实是押送回家！这差一年就复员了，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呢？说实在的这个指导员也太狠啦。在司令部我听说后勤一个战士拿枪比划着他老乡闹着玩说：“我打死你，打死你”来开玩笑，结果一扣扳机子弹出去了，当时就给老乡打死了，自己立刻吓蒙啦。他不知道枪膛里还有子弹起火。后经查实，他们两个的关系确实还不错，纯属过失犯罪，发生了那么大的事还只在部队大会上宣布农场劳改三年。劳改完后还可以继续服役期满才回家。不知道指导员怎么和他讲的，我可不能那样待他。一路上，我们像兄弟一样有说有笑，没另眼看他。他不过是一时失足而已，这个破指导员真是的！
那辆火车怎开的那么慢呢？叽哩咣啷的一天多的时间才到了天津。我们在澡堂子待了一宿后，趁换乘的机会逛了一下海河。乘上到大连的火车时，就发现车挤的连个座都没有，出了天津一个大眼的女列车服务员还给我们弄了个座，我让李传银先坐下，哪知那女列车员见了马上对小李说：“这是让给那位解放军同志坐的。”无奈小李赶快起来，我坐下后，立刻向那女列车员投去了感激的目光，觉着这戴红领章和红五角星的走到哪儿的待遇都不一样哪！一过山海关，就有了马上快到家的感觉，尤其是车进驶到辽宁有名的望儿山时，那盼着见到亲人的心情更是悠然而生，使我忘却了一路旅途的疲劳，处于一种亢奋的激情状态，
送走战友回到家里，一直到吃饭的时候父母兄弟还围着问部队这儿那儿的，一时间我成了家里唯一的中心啦。饭桌上，当我吃到家里的饼子略带一些苦味，下咽还有点拉嗓子就问母亲：“这饼子颜色怎这么深还有点苦味呢？”
母亲说：“粮站这阵子卖的苞米面都这样，可能是有点儿捂了啦，人们也只好共同将就将就啦。”
听了母亲的话，心里真后悔。回来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带几斤红旗面粉叫父母也尝尝呢？想到此，我连忙又拿了一块饼子在嘴里啃着。
连日来一路的火车旅途疲劳，到第二天早晨蹲在厕所里冷不丁身子不由自主地有一阵儿还向一侧倾斜着，还有一种坐火车拐弯的错觉。
迷迷糊糊睡了一个长长的回笼觉，醒来见兄妹们都已上学上班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在享着清闲，于是决定出去看看回城的同学们。
上中学的时候，大部同学的家我都去过，要找到他们的住处应不算难吧。可没想到找到已搬过的朱大姐家时她妈告诉我她已上班了。看到屋里那辆崭新的自行车，我猜定是她当上工人挣钱才买的啦。
饭后我正在摆弄家里的收音机听音乐时，朱大姐来了。一进门她就说：“下班回去听我妈说你来了，我就忙着赶过来了。”
一阵寒暄问候我给她倒了一杯开水说：“下班也没捞着休息，从大连西头春柳跑到大连东头二七也够累的啦。”
“快别说！咱下乡在一个点，同住一个屋又同吃一锅饭的，听说你回来我能不急着来看看吗！哎，你从北方到了南方那么远的地方，还适应那里的工作生活么？”朱大姐端着杯子说。
“咱当兵的，和当年下乡一样，到哪都得适应，咱点同学现在还好吧，信里也说不了那么细。”我说。
朱玉红说：“还行吧，七零年你走那会儿，咱点抓了两个猪鬼，花生进了场院后，咱的那两只小猪晚上它们去场院拱花生吃，那个社员也不敢说。第二天早上回来两个都不吃食，吴艳梅去喂猪，起初还以为是它们病了呢，时间一长她发现它们光喝水，可两头小猪长的溜溜圆透肥，早上看它们从场院回来知道它们原来每晚都去场院偷吃饱了，回来可不光喝水不吃食吧。到咱点杀猪的时候，社员孔宪刚那老头给咱青年点灌肠，他一边鼻涕邋遢的一边还舀着猪血，大家也没嫌弃，还说他做的血肠就是好吃，真是什么条件都能将就呗，哈哈。”
我说：“都能赶上当年我烀饼子啦，呵呵。”
朱玉红：“眼不见为净吧，当年别提你了，你那正揣着面，一抹鼻子，叫谁见了能忍受得了。”
我说：“哎，对了，当年在点的时候，咱点国兴旺不是和他家小乡子挺好的么，现在没成了那个？”说着我指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朱玉红：“他们俩呀，在点时，他们还挺好，后来小乡子还去国兴旺家住了几天，国兴旺回城后，再没听说他们有来往，就算是拉倒了吧。”
我说：“还有王佩玉呢？她在农村可没少往老周家跑。”
朱玉红：“自从咱知青开始七一年有回城的啦，她可能也想通了吧，不怎么去社员家留宿啦。”
我说：“今年咱点回城几个？”
朱玉红：“哎，我给你算一下，于华春和你当兵、王治家。车连娣、孙宏力、胡一芳、国兴旺、吴艳梅，去年程大鹏，今年赵丽珍、周立正、闫偌宜和我，加上去年走了的于守财，现在咱点就剩七个啦。”
我说：“剩下的那七个还在农村熬着，他们肯定想的很多，嗨！以后有政策，他们早晚都能回来的。”
朱玉红：“咱回城的同学一走，点里那股热闹气氛就少了，每天跟着太阳上山下山，要说没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同学都闷闷地干着，并没有怨天怨地，还是坚强地乐观着。”
我说：“快回来吧，离开家，离开爸妈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好受，也许这就是咱这代人的命运吧。甘于苦中作乐、忍受，坚强是我们这社会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性格，也是党的教育所衍生出的品质。不过，回城是方向，怎不能一辈子修理地球留在农村扎根吧。问题是这帮孩子拿什么扎根。”
“当当……”钟表打点的响声提醒了我，抬头看那老钟表，已是夜里十一点了。我就说：“大姐这么晚了，再晚就没电车啦，都怪我唠起来就没个头。”
骑车把大姐送上电车后，我就风驰电掣地跟着电车骑着自行车跑了起来。这么深的夜我真担心她的安全。等我把她送回家往回赶的时候，马路上空无一人，我真有点后悔不应该耽误同学休息，她明天还要上班哪。
以后几天的日子，我白天就出去逛逛或拉拉二胡，享受着家人团聚的幸福，晚上才去同学家。这天晚上去了闫偌宜家，一坐下我就注意到墙上大镜框内一副“天女散花”的油彩画，我看了觉得有点意思，就饶有兴趣地欣赏起来，不用问这一定是她的作品喽！
闫偌宜很自信地自我介绍，这是她刚进厂时的得意之作。说进厂后为了提高自己的贝雕羽毛贴画的工艺水平，她也开始向师傅们学点美术来充实自己。说着她还殷勤地拿来了她加工做好的羽毛工艺样品给我看，介绍她们是怎样用羽毛来做画的。
谈话间我高兴地问她：“你现在是不是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环境吧！不像在农村做老师那两年压力是那样大。”
她爽快地告诉我：“当然满意啦，经过这几年的下乡锻炼，咱同学都变得比以前冷静多啦，也不在那么争强好胜，盲目地激情蛮干啦，说只要党给咱一点空间咱就会脚踏实地的努力发光发热。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能参加咱国家的“广交会”那样就心满意足了。”停了一下她又说：“哎，咱点的兰婆前两天也回来啦。”
我知道，闫偌宜和兰玉琴在点里时，她们俩可是无话不谈的知己，所以，她在我面前总是“兰婆这，兰婆那的”。我马上说：“她至今也未回城，明天得去看看我这邻居老同学。”
闫偌宜：“我怎么看你现在穿着军装，好像还在演节目一样，不像真的似的，别忘了带上我的问候，在农村咱们的关系还都不错。”
“好啊，好像你不说我就不能做似的，真啰嗦！”我对送我出门的她笑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