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这次金山卫登录，日军对中方使用了外交欺骗以外，日军在这十几年里，在国际上还使用了很多次的外交欺骗！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开始，这种外交欺骗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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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通过外交欺骗的手段，在军事行动上占得先机！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每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总是会通过外交的手段，来掩盖其真实目的，对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舆论进行故意诱导。
发生在民国二十一年的一二八事变,就是中日两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一次重要交锋！
在当时，上海就已经成为了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西方各个国家在上海，在租界内都有很大的利益牵扯。
本来，这个地方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按理来说，不会轻易发生较大的动荡。
但日本出于整个对华侵略计划的考虑，还是决定在上海挑起事端。
几个月之前，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遭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
于是,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压力，日本陆军当局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一些事端,以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借此来缓和国际社会对东北占领区的关注。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计划,日本军政当局互相配合,首先在外交上实施欺骗。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二八事变刚爆发的时候就表现的非常明显！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了沈阳事变之后,立即向东北各地发起武装进攻,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前前后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二省大部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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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北攻黑龙江,南犯辽西,企图夺取通向关内的战略要地锦州,以把整个东北收入自己的囊中。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三日锦州失陷,日军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但日本当局自己知道,他们在东北的占领还只是初步取得了成果。还有很多的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和广袤的农村没有占领。
可就在这个时候，东北义勇军的武装抗日运动已经迅速兴起,对日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并且随着日军侵略进程的不断推进，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让日本当局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同时，此刻的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多对日本不利的事情，中国政府在事变爆发以后马上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虽然并没有采取制裁日本的有力措施,但多数理事国都表示出对中国的同情,这让日本感到一些不安。
所以，为了尽快的稳固自己在已经拿下的东北各地的政权，在日军向东北各地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同时也开始在当地加快组建伪政权！
此时,关东军内部也滋生了一些别的想法，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半年前日本参谋本部要求在东北地区建立亲日政权的决定,而是希望能够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日本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炮制了一份《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关东军亦拟定了《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上报东京当局请求批准实施。
关东军将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几经商议,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并决定诱使前清末代皇帝溥仪担任这个政府的首脑。
11月间,土肥原秘密去天津,把溥仪带到旅顺,正式谋划“满洲国”的“建国事宜”。
12月初,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纠纷的第三次决议案,决定由国联组织一个调查团,前来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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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主动权,日本当局计划在调查团到达东北以前,造成“满洲国”已经成立的既成事实。为此,日本关东军加快了炮制傀儡政权的步伐。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亦指示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要他们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引发中日新冲突的事变,以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注意力,掩护伪满傀儡政权顺利出台。
这其中有一个著名的间谍组织就是潜伏在上海的井上公馆！这个组织在上海执行了很多刺探情报，绑架暗杀的工作，山田武一就是这个组织的人！
而日本当局之所以会选择在上海制造事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与全国经济中心,如果上海陷入混乱,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经济就会陷入一片危机之中，到时候，中方的关注点就会从东北问题上转移一部分到上海。
其次,上海是远东著名的国际都市,西方列强在那里有重要的利益,各种政治与经济关系又异常复杂,一旦出现战乱,势必吸引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本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面在上海问题上与列强作周旋,一面可以在东北加快稳定自己政权的速度。
第三,日本在上海有发动事变的实力。上海也有日本的租界,日本的海军可以在长江和黄浦江上自由行动,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当地大批日本工厂和金融机构可作经济上的支撑,人数众多的“居留民”可成为寻衅闹事的基础力量。
第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持续高涨的抗日浪潮,抗日民众与日本在沪人员的冲突和纠纷时有发生。而这些矛盾冲突,正好也有利于日本特工寻找借口,制造事端。
直接策划在上海挑起事端的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于民国二十年10月初致电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
对他说:“我们下一步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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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隆吉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个任务,于是关东军给他送来一大笔活动经费,以便具体策划。
民国二十一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有关将校讨论,拟定了一份“满蒙独立”计划,由板垣征四郎直送东京。
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根据板垣的报告,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
板垣得到消息,即于1月10日从东京致电正在上海活动的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接电后,当即在同月18日制造了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事件,最后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所以，民国21年1月在上海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是由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活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日本策动这场阴谋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联盟和世界舆论的视线,掩护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便于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出台。
这就是日本对中国和整个国际开展外交欺骗的初见端倪！
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出庭作证,交代了执行上述阴谋计划的经过情况。他坦率承认,自己是上海事变的“点火人”,袭击日莲宗化缘和尚的暴行也是自己策划的。
除开关东军之外,日本东京核心领导层实际上也参与了上海事变的策划。
据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尼根据战后获悉的秘密资料,发现当年东京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上海事变,而且这个组织与关东军特务机关就这个计划有过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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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一人俱乐部”由日本天皇裕仁身边的高级文官所结成,以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和原田雄熊等人为核心,经常为裕仁出谋划策,并受到裕仁的宠信。
这些人认为，在完成对东北的占领以前,日本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时期,以便应付好国内、国际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拟定了三大对策,亦被称为“三重阴谋”。
其一是“美元骗局”,通过大规模的侵吞公款的投机买卖,给日本企业界一笔大贿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其二是“假战争”,主要是“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
其三是“政变威胁”,主要是吓唬政府内的温和派,使他们对满洲问题不敢吭声。其中第二项由近卫文麿首先提出的所谓“转移视线的行动”,最后直接导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所策划的这场阴谋,日本已有不少论著予以揭露和批评。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对一二八事变作了这样评述:“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
古屋奎二在对常校长进行长时间采访并参阅大量资料之后,在所写的著作中对上海事变这样评价:“一二八淞沪事变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心脏部位所发动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和在东北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并非没有关联,虽然沈阳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有1400公里之遥,但实质不能不说是出于同一构想,而且有密切联系的一连串事件。日本军部是以一二八事变来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视,而乘机制造出伪满州国。就这一方面来说,可见一二八乃是为了侵略东北而故意策划的一种‘佯动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