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大的时候，日本军政当局为了转移国际各国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迫切的需要在上海策划一场新的事变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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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人也害怕上海事变发生之后，两个地方的事情牵扯到一起，反而会加重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日本军政当局从策划上海事变开始，便采取了外交欺骗的行动。
他们实施的方法便是把引发事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然后尽力把东北的“满洲问题”和上海事变截然分开，坚持所谓“就地解决”主义。
日本要在上海制造事变，是以挑起一连串事件为先导的。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挑衅活动，来引发中日之间的冲突，煽起国民对中国的仇恨，为出兵上海，发动战争制造借口。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即开始寻衅闹事，制造事端。他们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消灭中国抗日救国运动，帝国政府应用积极手段”。
进入民国二十一年之后，日本在沪势力的挑衅活动明显升级，直接制造了《民国日报》事件。民国二十一年《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朝鲜义士于1月8日袭击日本天皇，但未造成伤亡的消息。
日本方面随即开始利用这个消息来做文章，他们认为《民国日报》的这种行为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于是日本方面向上海市长提出了抗议，要求报社更正道歉，处罚负责者并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与言论。
上海市长慎飞章不想让这件事情被日方闹大，于是选择了妥协，却没想到这件事情本就是日方策划的一场阴谋，又岂会轻易罢休呢！
随后以报道日本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的新闻“违反事实”，破坏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名誉”为由，由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具名，提出书面抗议，并附加“报社主笔到日本陆战队提出公文陈谢”，“在报上刊出半张大的谢罪书”等四个条件。
在政府的压力下，报社只能委屈退让，对日方进行道歉，但日方却得寸进尺，直接拒绝了报社的道歉，而且还要求封闭《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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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压力之下，报社被迫于1月26日停刊！
与此同时，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还策划了刺杀日莲宗和尚的“日僧事件”和焚烧三友实业社事件。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上海日本势力的反华、仇华情绪迅速高涨。
在1月21日上海日本居留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声，主张要对中国“采取断然处置”，声称“吾人敢以民众之实力，对此穷凶极恶之抗日会，掩护此会之市政府，及暴戾之民国日报社，出以断然行动，在所不惜。”
日本驻华外交机关一面对在沪日本势力的反华活动百般包庇，同时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沪总领事一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先是要求缉拿杀害日本和尚的凶手，接着又一口咬定凶手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向中国当局提出道歉、处罚、赔偿、取缔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礼要求。
但是对于被警方查实的日人纵火焚烧三友工厂案，仅口头表示遗憾。日本驻沪海军也配合日方政党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
1月22日，盐泽司令官发表一个“声明”，上海市长如对日领事所提的四项要求不作“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意思就是要用海军力量来介入中日双方的纷争。
盐泽的声明只是日本海军将要发起行动的一个讯号，此时日本海军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准备！
原先日本常驻上海的军舰只有一、二艘，陆战队官兵六、七百名。此时集中到上海的日本军舰有10艘，另外还有14艘驻在长江各港口，海军陆战队员也增加到3500余名。
当时上海市政府也已发现日本海军正迅速向上海集结兵力。
1月22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现有巡洋舰一只，驱逐舰四只开沪，每舰载战机二十只，联合舰队四只，准予25日抵沪”。“又今晨西报载，日本驻华舰队司令于昨晚发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市府立即履行要求条件，否则将取必要的行动。现已有大批日舰开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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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每天都不断的有日军增兵的报告！
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日领所提要求条件，限于本日六时前圆满答复，昨经电呈在案。本日日舰进口至十二艘之多，陆战队又纷纷开赴闸北华租交界之处，加紧为作战之准备。”
上海警备司令岱季对日军的动态更清楚，他于同一天向行政院发出了多份敌情报告。上午的报告称:“今晨起日陆战队在其驻地附近江湾路、窦乐路及横浜路一带配备警戒，配有炮二门，机关枪八挺，并有武装机器脚踏车十余辆，均配备手提机枪，停止路旁，形势极其严重。顷又有日舰八艘到沪，内四艘已入口，四艘泊三夹水。”
下午的报告称:“（一）日陆战队部附近午后警戒更加严重，配备铁甲车五辆、炮二尊、摩托车三十余辆，每辆机枪一挺，有进攻模样。（二）本日共进口日巡洋舰一、驱逐舰十二。……（三）午后续有陆战队六百登陆。”
晚上的报告称:“顷日海军舰队司令盐泽致函市政府及公安局，略谓闸北方面日侨甚多，指我军警有敌对行为，要求我军即行退出，等语。除令商吴市长筹议应付，并饬军警妥为戒备外，似此无礼要求，应如何驳斥或处置之处，敬祈迅赐电示祗遵。”
岱季关于如何处置的请示电报刚刚发出，日军就开始对闸北发动攻击。负责当地警备的中国军队肩负着守卫国土的责任，不愿轻易退让，上海事变终于爆发！
对于这场由日本方面一手挑起的军事冲突，日本外交当局心里肯定是知晓事情的原委的。
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阴谋能够顺利实施，日本政府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信义，在1月29日的时候发布了一份令人作呕的声明！
“声明”共开列了五点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强调这次事变的发生，是由中国的排日运动所引发的，与日方根本没有关系。
“声明”一开始即宣称：“帝国政府在去年10月9日的备忘录中曾向国民政府指出，在中国各地猖狂的排日运动，是作为贯彻国家政策的手段而行使的一种非武装的敌对行为，它在组织上和实际上都是在同国民政府的职能很难分清的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帝国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不仅应制止党部及其所领导的各种排日团体的活动，并且要取缔其他的排日活动，为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和利益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其后，曾屡次向中国中央及地方当局反复说明上述要求，并提醒深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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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日方的立场之后，内容马上接到中方，“然而，国民政府没有接受帝国政府上述要求的诚意，甚至认为中国官民对帝国及其臣民的不法行为是爱国心的表现，反而采取鼓励的态度。因此，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
从他们发布的这份声明就能看出，日方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中国政府纵容国民开展排日运动，才导致了双方关系恶化，责任全在中国！
但是，当时两国关系恶化的真相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日本的这份声明完全是在避重就轻，甚至是颠倒是非，他们只谈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却完全不谈他们在东北进行武装侵略一事！
在他们的眼中，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生命是否收到威胁，根本不管中国人民的财产是否收到损失，根本不管中国的领土是否收到侵略！
甚至在日本政府的眼中，中国人民应该对日本在东北开展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赶到高兴，因为那是他们对中国的“诚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这场声明，是多么的恶心和强盗，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更是对国际舆论的公然欺骗！
除了这些意外，日方还对上海事变的起因经过也进行了编排，根据他们的“声明”称：“特别在上海，抗日总会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最为猖狂，尤其是近日发生了《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消息和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等等。自此以来，事态日趋恶化。”
“声明”所列举的两个事件，日本政府认为是中方引发上海事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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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国日报》刊载朝鲜人对日本天皇行刺的消息，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业务行为，日本方面却大做文章，最后甚至通过外交威胁的手段迫使该报停刊。其强行霸道的行为，早已超越国际交往的惯例，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祸根。
所谓“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那更是日本特务机关炮制的一个“杰作”。
实际情况却是：1月18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其助手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5人以“寒中修行”为借口，去三友实业社工厂门口活动，敲钟打鼓，四处窥探，还向厂内投掷石块。
这一起明显的挑衅行为，引起了该厂工人义勇军注意，出来查询。天崎启升等5人匆忙逃窜，在赵家宅附近被工人拦住盘问。
此时被川岛芳子事先雇用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对日本和尚大打出手，还用石块猛砸，造成一人死亡。
这是一起典型的嫁祸于中国工人的阴谋事件！这种行为是毫无疑问的贼喊捉贼！
这件事情在日本战败后也被田中隆吉坦白供认这是自己干的:“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
于是进一步借题发挥，扩大事态！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来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空气非常紧张。……形势逐渐恶化，到了1月28日晚上，陆战队和十九路军发生了冲突。”这段供述已把日本当局的阴谋和盘托出，日本政府“声明”的虚伪性也就彻底暴露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的最后还表示了不准备扩大事态的态度：“此次我国海军在上海方面的行动，和以往各国在该地屡次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别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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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对上海地区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自不待言”。这一态度使日本“十一人俱乐部”关于发动一场“假战争”的谋略得到证实。
当时近卫文麿等人设想在上海发动一场事变之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视线。既然是“假战争”，那就是做个样子而已，不必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因此依靠海军的力量就可以了。
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事件，是他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所做出的丑陋行径！
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充分的利用了外交欺骗这门骗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愚弄所有人！
他们利用外交欺骗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正义的受害者，却将中国抹黑为了一个抵制他国，破坏国际关系与和平，不遵守合作共赢战略的施害者！
如此肮脏恶心的策略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