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执于说：“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对名利看得很淡，更不想当官。想当官的话，那个特殊年代中有的是机会，给市里的领导揭发几条错误，现在只怕连市长也当上了。就这个商业局长我也不想当，是市里的领导们面子上过不去，不好意思提出辞职。”
他说得态度诚恳，语意诚实，语气诚挚，令那位副部长唏嘘慨叹，不得不称赞他大人大度，雅量超人，心地纯正。王执于的这三次大的判断失误，自然鲜为人知，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可是这次在招工问题上的判断失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件不仅上报到市委、市政府，抄送到十几个有关局委，还下发到各县，各县又下文转发了这个文件。特别是他从阎卓如的汇报中了解到华县为这次招工，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大肆宣传的情况，感到这件事几乎传遍了西州市区和辖区的所有地方，他要想保住面子是绝对不可能了。他对自己的官声是很看重的，唯恐有一个人说他不好。这样，面对一个铁的事实向全市人民宣布王执于做了一件错事、傻事时，他一反常态地吃惊、困惑，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阎卓如素来善解人意。当她觉察到王执于为招工一事陷于无可挽回的败局而受到强烈刺激时，她担心王执于心理上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打击，忙在电话里安慰：“王局长，你别想得太多。这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谁也难以预料的。咱们大不了再想别的办法，活人哪能叫尿憋死！”
阎卓如的安慰，显然不足以填平王执于心灵上塌陷的深沟，他长叹一声说：“你别给我解心宽，我肩上的担子比你重。事情是带有偶然性，但局外人谁管你偶然不偶然的，反正是要品头评足的。”
他说到此，发现自己在下属面前说话有失身份，就立刻改口说：“当然，别人说什么我们不去计较，关键是工作上要受损失。卓如啊，这一段就苦了你了，你要千方百计组织职工们把工作搞好，不能让华夏商场的营业额下降。能上升哪怕零点一个百分点就更好了。”
他不愧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立刻想出了“亡羊”后如何“补牢”。华夏商场原来的工作，就主要是依靠那十九个临时合同工干的。她们集体辞职走了，要使工作不受影响，而且要略好于过去，不啻要求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去参加三千米比赛，还要求夺到名次一样，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也不能接受的苛求。十九个临时合同工辞职后，华夏商场是不乏人顶替的。别说走了十九个人，再走十九个人也用不着发愁没人顶替——华夏商场一直人满为患，一个人能干了的工作却派了三四个人干。可是，他们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工资是靠工龄熬的，而不是靠工作实绩挣的。工作好坏与经济收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干工作只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人前应有的脸面。有些连脸面也懒得维持的人，干脆不上班，领导也无可奈何。靠这样一支部队要打仗，如果指挥员的头脑还清醒，神经还正常时是不敢下令出击的。事实上，在十九个临时合同工辞职后，华夏商场的营业额，在这二十多天里与上月同期相比，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到月底，能保证下降比例仍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上，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对职工没有强大压力，也是不可能的。阎卓如不认为王执于对她的要求是“站在高枝上唱高调”，但也认为他是逼急了，“病重乱投医”，拿糖水当药喝，自解心宽。她本想不把眼前华夏商场的困境告诉王执于，以免雪上加霜，害得他今天通宵失眠。可是，她很快意识到，不汇报会产生不良后果的。她突然想起一件发生在二年前的对她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