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执于毕竟是一局之长，而且他政治上强，工作能力也强，人缘又好——从不正面批评任何一位局领导，常常利用各种场合赞扬这些局领导怎么怎么好。因此，十一位局领导，几乎没有一位不尊敬、不佩服他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由他亲自出面，征求各位局领导的意见，稍加暗示就可以如愿以偿的。事实也是如此，王执于轮流把各位局领导叫到他的办公室，用“处理人的问题可得慎重”这样同一句话，暗示各位局领导。各位局领导都能领会这句暗示的话的真实涵义，一一在处理意见书上签了否定意见。轮到阎卓如签字了。王执于认为这是最难过的一关，得慎之又慎。这是明摆着的，要处分田春娥，是在阎卓如主持召开的华夏商场经理办公会决定的。阎卓如在报送处理意见和材料时，还试探过他的态度。当时还未见到李副市长的条子，他毫不犹豫地说：“卓如，你的心太软了，按理得给这个田春娥一个记大过处分。”
现在让阎卓如投反对票，能不难办吗？王执于思之再三，决定派秘书带了别的局领导已经签了否定意见的处理意见书，到华夏商场找阎卓如去签字。他还特别嘱咐，阎卓如有什么话要说，就在电话上跟他说。他认为这样比把阎卓如叫到他的办公室签字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两人说话，他深深体会到了在电话里说话、做指示的妙用；第二，保密性高，所讲的话你知、我知，没有第三者；第三，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表情，使对方一直处于猜测中，有一种神秘感；第四，留不下物证，说话过了头也有周旋的余地，等等。秘书坐局长的车来到华夏商场，走到阎卓如的经理办公室。办公室里正有两个人与阎卓如谈话。秘书来了，估计有重要事，她撇下两个人不管，询问秘书有何贵干。秘书推说无事，是随便来看看，一直等到另两个人走后才出示田春娥的处分意见书。阎卓如看了上面的各位局领导的批示，都是“以不处分为好”六个字，心里顿时有点火。可是，上面没有王执于的批示，她不解地问：“王局长是什么意见？”
秘书说：“我不知道。”
阎卓如的感情相当复杂，怒、怨、悲、惑，样样都有。她像走入一座迷宫，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但她在这件事上，是不准备糊里糊涂签字的，于是她一边说“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一边拿起笔来，准备写上“应该处分”四个字。突然，秘书开了口：“阎局长，您是否在电话里跟王局长交换一下意见更好一些！”
阎卓如停下笔，思忖片刻，觉得秘书所言有理，就拿起了电话。“喂，您是王局长？”
阎卓如说。电话里传来了王执于的说话声：“是卓如吧，你有什么事要谈？”
阎卓如问：“关于对田春娥的处分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执于说：“我当然有我的看法。可是我得最后表态，话说早了我怕影响别的领导。卓如，你说是这个理吗？”
阎卓如不能问这个问题了。她又问：“这件事怎么不拿到局务会上研究？”
王执于说：“不是一直反‘文山会海’吗，会开多了，开滥了，影响不好。况且这么点小事也召开一次会议，不值得，大家会厌烦的。用签字的办法不也挺好的嘛，有秘书一个人跑腿就办事了。”
言外之意，别的局领导也是由秘书出面签了字的。阎卓如说：“田春娥是华夏商场的人，情况我最了解，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王执于打断阎卓如的话说：“卓如啊，我得提醒你，你不仅仅是华夏商场的经理，还是商业局的副局长，得先顾大局。签什么意见是你的权利和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可是，总得考虑组织纪律。你一个人和大家唱反调，产生怎样的效果，我想你是明白的。”
阎卓如说：“顾全大局，遵守组织纪律是应该的。但坚持原则也是应该的。”
王执于说：“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并不矛盾。关键在于你思想上重视什么。卓如啊，田春娥不过是个普通职工，在她身上不需要操过多的心。”
阎卓如说：“我想不通。”
王执于说：“这我能理解。一个人要自己否定自己，在感情上一时难免转不过弯来。不过，我有一句经验之谈，不妨告诉你，也许对你有帮助。”
阎卓如问：“什么经验之谈？”
王执于说：“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都是在自我否定中进步的。没有自我否定，就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
阎卓如再无话可说了，只好把电话挂了。秘书不失时机地催促：“阎局长，你签字吧。”
阎卓如冲秘书苦笑了一下，拿起笔，不情愿地在上面写了“同意”二字，突然把笔停住了。秘书斜睨了一眼写下的两个字，不解地问：“阎局长，你还同意给田春娥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