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认为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
儒家认为懂得反而求诸已。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
故而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正是因为神魔之气的重重特性被人大家钻研摸透，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末衰世，他决然预知天之未将丧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如果孔圣人出是天道使然，那么鬼谷王诩的出现就是古代炼气士数代人积累的成果，王诩生卒年不详，来历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传承了上古炼气士的许多东西，精通天机之道，可以精准的把握天下大势，他们这类人对待气运的做法，有点像是借力打力，把控天下大势，做那个滚滚潮流的掌舵人，每当命运长河出现分叉的时候，他们便会在关键时刻插手，比如王诩干扰天下大势，自己不亲自下场，不沾染任何因果，而是教导自己的学生去影响天下大势，然后在最关键的落子定局，他或许不知道柏氏一族的存在，但从气运中他看到了天下最终归于秦，所以才会教导李斯，让李斯帮助秦国……
王诩的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取巧的做法，始终游离在触犯天道底线的边缘，却有恰到好处不会得到气运反噬，我们俗称打擦边球！
从上述种种描述中大家不难看出来，这些高端人士，或借力打力，或投机取巧，或疯狂打擦边球，但绝对没有人敢亲自沾染气运。
向柏氏一族与秦皇嬴政这等正面硬刚神魔之气的做法，他们想都没有想过，又怎么会选择跟秦皇嬴政站在一起。
底层百姓不能与之万众一心，高端修炼人士又同柏氏一族有认知差别不肯站秦皇一边，天下大势已失去十分之九，秦皇嬴政又怎能不败。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规律、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哪里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
神魔之气对那些修道者来说是极抽象的，虽说唯恐避之不及，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
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
做到此等程度，人定胜天并非不无可能，哪怕当时天下人都不站在秦皇嬴政一边，秦皇嬴政依旧有一线成功的可能。
那个变数，便是儒家。
儒家是秦皇封禅之时，唯一个愿意帮助秦皇嬴政的，虽然这里面有秦皇嬴政的胁迫的原因，但终归儒家愿意出手相助，并给秦皇嬴政指出一条明路，且愿意帮助秦皇嬴政，若儒家不愿出手，大可想其它诸子百家那般，问及如何封禅之时，闭口不谈。比起那些袖手旁观不愿沾染因果的诸子百家来说，儒家做的做法算是一种巨大的让步。
可惜秦皇嬴政只在封禅之时，看到了儒家刻板腐儒不知变通，却忽略了儒家在气运上的独到之处，儒家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春秋战国，这个新兴的学派虽然没有阴阳家等炼气士学派的底蕴，却有着独一无二的锐气，正是没有传承所以才不会被束缚，方可不断开拓进取。
孔子重礼守旧制，故而当时儒家遵循周朝旧法，故而新思想不显，不过这新的思想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流传。
因为开创气运新方法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与孔子并称孔孟的孟子，他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那时候正是孔子思想广为流传的鼎盛时期，作为孔子继承人的孟子光芒全被孔子所掩盖，所以孟子的新思想并未在那时候引起世人重视，直到隋唐之后才逐渐被人发扬光大。
在当时孟子是位非常有抱负的人，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但那时的六国君主都想着如何扩张领土，对于孔子的仁政，只有那些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认可，因为他们周围虎狼环伺，自然希望毗邻的那些大国各个和蔼和亲，可对于那些拥有雄心壮志的大国来说，仁政就是一个笑话。
怎么可能推行仁政，是周围那些国家的领土不香了？还是周围国家的财富不值钱了？
故而孟子周游列国的旅程并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