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大河道街上的墨杜莎[插图]喷泉正对面，一座由皮热[插图]设计的具有贵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府邸里，也在举办订婚喜宴。
不过，这个场面上的角色并非普通市民、水手和士兵，而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座的有拿破仑摄政时期提出辞呈的法官，也有从法国军队里开小差加入孔代军[插图]的老军官，还有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对那个人——那个本该因五年的流放生活变成殉道者，却在十五年的复辟时期[插图]变成了神的人——充满仇恨的家庭里长大的，虽说都由家里花钱雇四五个人代服兵役，但境况仍不稳定。
大家坐在餐桌旁，情绪激昂地交谈着。在当时的南方，这种情绪尤为激进和狂热，在五百年来尖锐的政治对立中，又加进了宗教上的仇恨情绪。
这个皇帝，主宰过世界上的一大片疆土，听到过一亿两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而后却成了治下仅五六千人口的小小厄尔巴岛的主子。在餐桌旁的这些人眼里，他对法国，对王室来说，都已经是个过了气的人物。法官指责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军人抨击他在莫斯科战役和莱比锡战役的失利；女人议论他和约瑟芬的离婚。这帮保王党人不仅由于这个人的倒台，而且由于这个体制的灭亡而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他们觉得生活又要重新开始，噩梦已经过去。
一个胸佩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立起身来，提议为路易十八国王的健康干杯。这个老人就是德·圣梅朗侯爵。
在座的人想起哈特韦尔[插图]的流亡生活和法国的绥靖王，这一杯酒引来一片嘈杂的声音，大家按英国式的礼仪频频举杯。女人则把她们的花束解开，撒在筵席的桌布上。这样一来，全场气氛既热烈，又充满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是个眼睛干涩、嘴唇很薄的女人，举止颇有贵族气派，虽说已年届五十，但风度仍很优雅。她开口说：“要是那些革命党人这会儿在这里就好了，他们该明白，是他们把我们赶走的。在恐怖时代[插图]，他们用一块面包就买下了我们所有这些古老的宅邸；而现在，我们却一声不吭地听任他们密谋造反。他们该明白，真正的忠诚表现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依恋的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君主政体，而他们是在向一个初升的太阳顶礼膜拜；我们破了产，他们却发了财。他们该明白，我们的国王是真正的受人爱戴的路易，而他们的那个篡权者，只是个受人诅咒的拿破仑。我说得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刚才没听清。”
“唉，让孩子们随便些吧，侯爵夫人，”先前提议祝酒的那个老人说，“孩子们快结婚了，他们自然爱说些别的事儿，而不是政治。”
“我请您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儿说，她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左顾右盼时犹如珍珠那般流光溢彩，“我刚才占用了德·维尔福先生一些时间，现在我把他交还给您。德·维尔福先生，我母亲在和您说话。”
“对不起，夫人，如果您能重述一遍问题，我一定认真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我们原谅您，蕾内，”侯爵夫人说着，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女人的心就是这样，虽说偏见的影响和礼仪的要求会把它变得冷漠，但它总还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天主给母爱留下的一隅之地。我们原谅您……刚才我是说，维尔福，波拿巴党人既没有我们的信念，也没有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噢，夫人，他们好歹还有代替这些品质的东西，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这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对野心十足的极端分子而言，他不仅是一个立法者，一个主子，而且还是一种象征，平等的象征。”
“平等！”侯爵夫人大声说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比作什么呢？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拿来给这个科西嘉人了；我看哪，有一次篡位已经足够啦。”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只能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应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他们的区别，在于前一位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位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位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位却把人民抬高到了王座上。”维尔福笑着往下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这两个人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是要否认热月九日和一八一四年的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是幸运的日子，是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这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及得上半个拿破仑，也还拥有不少信徒呢！”
“您知道吗，维尔福，您的话在一里[插图]开外就能闻出革命党的味道。不过我对此表示谅解，既然您是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就难免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儿兴味。”
维尔福的脸涨得通红。
“不错，夫人，家父是吉伦特党人，”他说，“可是家父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代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令尊大人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是啊，”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也没让她动容，“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抱着截然相反的信念，证据就是我的家族中每个成员都始终追随着流亡的王室，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投奔了新政府，诺瓦蒂埃公民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
“妈妈，妈妈，”蕾内说，“我们别再谈论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吗。”
“夫人，”维尔福说，“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恳请您忘掉这些往事。这些往事，就连天主的意志也对它们无能为力，我们又何必再议论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不能改变过去。我们只是凡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即使不能否定它，至少可以忘掉它。所以，我不仅抛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抛弃了他的姓氏。家父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党人，他叫诺瓦蒂埃；而我，我是保王党人，叫维尔福。在一棵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液汁，那就让它慢慢干掉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株幼芽已经和这棵老树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说恐怕也不想，彻底和它断绝关系。”
“说得好，维尔福，”侯爵说，“说得好，回答得精彩！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怎么也劝不动，但愿您会比我走运些。”
“好，”侯爵夫人说，“就让我们忘记过去吧，我也巴不得这样，我们一言为定；可是，维尔福，您对未来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请别忘了，维尔福，我们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下，陛下才答应忘掉您的过去，就如我答应您忘掉过去一样。”说到这儿，她把手伸给维尔福，“但是，一旦有谋反分子落在您的手里，您就得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会对您加倍注意。”
“哎，夫人，”维尔福说，“我的职业，尤其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都要求我不能手软。我会这么做的。我已经就几起政治案件进行了起诉，以此表明我的忠心。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一查到底。”
“您这样想吗？”侯爵夫人问。
“我很担心。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离法国很近；从那儿几乎看得见我们的海岸，因此他的拥戴者始终怀着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随处都有，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上层的人热衷决斗，平民百姓动辄拔刀相见。”
“是啊，”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德·圣梅朗先生的这位老朋友，是德·阿尔特瓦伯爵[插图]的侍从官，“是啊，不过您知道，神圣同盟要让他换个地儿呢。”
“没错，我们离开巴黎那会儿就听说了，”德·圣梅朗先生说，“他们要把他送往哪儿去？”
“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离这儿两千里的一个小岛，在赤道那边。”伯爵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