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我和赋闲在家的许文秀一起去医院，共同探望李二壮。当我们推开病房的门时，只见躺在病床上的李二壮被白纱布包裹得像个大粽子，看到这一幕，许文秀不禁鼻子一酸，含着泪问道：“二壮，伤痛好些没？”
李二壮苦笑道：“这些皮肉之苦，不算什么，真正受伤的是我的一颗心。”
许文秀也叹道：“我的心也在滴血，我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了。”
我们三个人这次的相聚，没有往日喧闹，屋里的气氛是那样的低沉，大家的眼睛里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充满了迷茫和忧伤。各校师生们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没有唤醒当局政府的执迷不悟，而是一再向日本政府妥协，为了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他们在“中日亲善”的名义下，把中国原丰台驻军撤离军营，让日军进驻丰台。北平城最后的生命通道“丰台”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北平已经完全陷入了日本人的包围之中。当局政府的软弱助长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就在那一年的秋天，驻守在丰台的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把军队直接开进了北平城，大街上，只见三辆日军坦克在前开路，八百余全副武装的士兵紧随其后，他们耀武扬威地从东郊进入朝阳门，经东四大街、王府井大街、东西长安街、西单、宣武门，从广安门和阜成门出城，到达北平西南郊，围观的民众只能敢怒不敢言。当局政府的一再妥协忍让，并没有换来所期待“中日和平相处”的美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在卢沟桥的枪炮声，彻底震醒了当局政府，使他们彻底地看清了日本军队的侵略本性，于是，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热潮。那是一股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革命浪潮。然而，由于北平守备军队准备不足，敌我悬殊太大，为了保存实力，守城的将士们不得不撤出了北平城。北平城的城门被迫敞开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城。北平城内的民众们，都紧闭院门躲在屋里，他们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寂静的大街上，只回荡着日本士兵的脚步声。北平城沦陷了，城内到处都插满了日本的国旗，他们为了维护日伪政府的统治，大肆捕杀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因此，引起了城中市民人口的大迁徙，许多进步青年、大学生、大学教授都纷纷去了内地，许多富贵人家纷纷去了南方城市。许文秀也和一些朋友结伴去了内地。许文秀离开的那一天，我和李二壮到火车站为她送行，当时北风凛冽，大家的心情极为悲愤，那场景颇有荆轲易水送别的悲壮。城内的原有居民虽然锐减，但是北平城内的总人口数却在增加，由于北平城郊受到日本士兵的炮火轰炸，致使许多村庄房屋被毁，很多村民因为无家可归，便纷纷逃到城里来避难，于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露宿街头的难民。天气渐寒，许多难民因饥寒交迫而死，面对眼前的惨状，为了拯救那些无辜的同胞，北平商会、爱国学生和民间慈善团体，他们纷纷都站了出来，共同展开了一场大营救活动。他们在先农坛开办了一个为时四个月的粥厂，粥厂内设立领粥暖棚，每顿可供三千多人食用，这次的爱心救助活动，使得数万民众免于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陈尸街头。施粥厂里的那个小火炉，不仅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还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冬季里，温暖了北平民众的心，使他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再寒冷的冬天总会过去的，它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就要来临了，往年这个活动是北平最盛大的活动之一，而现在的北平却被置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难道我们古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就要被抛弃吗？北平的民众都在为之焦虑不安。当他们得知“祭孔大典”在一些爱国人士的力争下如若举行了，并且在一群中学生们精彩的表演中圆满结束时，本已静默的北平城又沸腾了，他们仿佛从那些不畏强暴的爱国人士身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充满了斗志。于是，社会上又有很多人，甘愿在家里节衣缩食，吃糠咽菜，也不愿到日伪政府开办的机关单位去工作。我父亲也是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辞去了职务而赋闲在家。日本政府为了稳固对北平的统治，不但在军事上加强进攻，还在文化上进行侵略。他们在北平成立了具有“中国色彩的新民会”，企图利用这一组织对北平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其宗旨就在于“努力进行彻底的教化”，企图用所谓的“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美化侵略行径，把北平人民教化成为向日本政府俯首称臣的“新民”。不仅如此，这个新民会还通过成立《新民报》、《新民周刊》等报纸，进行宣传“新民主义”的谬论和日本侵华有理的鬼话，以便妄图潜移默化地进行所谓的社会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