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卓如回到家里，是下午六点十分。按规定六点下班，路上走十分钟，这是她近几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按时下班。这是因为临下班前商场里发生了一件使她十分恼火的事，赌气破例按时下班，否则至少会晚一个小时的。她心情不好，又觉得有点累，进门后把公文包仍在饭桌上，便躺在一只双人沙发上，闭目休息。她才躺下几分钟，电话铃就“嘀玲、嘀玲”地响起来了。她不想去接电话，心里说：“我每天七点以后才回家，都知道我这时不在家里。今天稀罕早回家一次，电话倒追来了，真叫人心烦！”
但是，电话铃像有意跟她作对，一直响个不停。她是一个急性子，没有眼下机关里那些四平八稳的领导们那种电话吵半天也懒得接的耐心，只好爬起来去接电话。她伸手拿起电话，没好气地说：“有事不能明天到办公室说吗？”
电话里说：“卓如，你今天是怎么了，听出来你的气还不小呢！”
阎卓如听出，这是王执于局长的声音。她立刻解释说：“王局长，没什么，我还以为是华夏商场又发生了什么事。请你别见怪……”王执于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会怪你呢！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嘛。”
能听出，王执于从电话传来的声音里，丝毫没有责怪的意味。闫卓如想先入为主，把半小时前华夏商场发生的那件脑人的事向王执于汇报，并以此对自己刚才在电话里贸然发火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于是，她说：“王局长，这华夏商场的事可把我整得够呛……”不等阎卓如把话说下去，王执于早打断了说：“卓如，这你不说我也是知道的。你的苦衷我清楚，局里的领导们都清楚，也真难为你了！”
他说到此，话锋急转，接着说：“卓如啊，我打电话是要问你，那二十个临时合同工招得怎么样了，发了通知怕有二十多天了吧？”
王执于没有给阎卓如往下汇报的一点时间。华夏商场从农村招收二十名临时合同工的通知，在曼芸她们十九个姑娘集体辞职后的第三天，就以市商业局的文件下发到各县去了。当秘书把起草好的文件草稿送卓阎如审阅时，阎卓如细看了招工条件，和三年前那次招工的条件一字未变。她不由问秘书：“这招工条件怎么还是原来的？”
秘书说：“是王局长吩咐，让把三年前招工的文件找出来，照着写上去的。”
阎卓如有点生气：“照三年前的条件抄，还让我审阅什么！”
秘书冲她笑笑。那笑里的意思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例行公事，履行程序！你就是有不同见解，没有王头的话，能改了一个字吗？秘书为了提醒这位年轻而又精明的副局长，不要为难他，也不要自己给自己没事找事，就补充说：“阎局长，你看看发文卡，王局长已经签了字。”
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阎卓如没有存心为难秘书的想法，更没有给自己没事找事的用心。她是从工作实际出发，觉得仍按三年前的招工条件再招工，会出现两种不愿看到的现象：一是报名女青年素质普遍不高；二是根本没有人报名，或报名者很少。因为她知道，眼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发展较快，农民不会为了每月三十元钱，把自己的女儿送西州来做临时合同工。如果遇到别的事，她会听秘书的话，在发文卡上签上“同意”和“阎卓如”五个字的。签字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个文件是关系到华夏商场能否招到理想的职工，能否尽快完成这次招工任务，保证华夏商场的工作不因前面十九个临时合同工集体辞职而受影响的大事。她是华夏商场的头，她不能随便签字，更不能随便说话。因此，她把文件草稿装到自己的公文包里，然后对秘书说：“小梁，文件底稿放在我这里，你请便吧！”
秘书难为情地说：“阎局长，您也许没有看到王局长的批示吧？王局长批示，今天下午打印，明天一早就得把文件发出去。可您……”阎卓如冲秘书淡淡地笑了笑说：“王局长的批示我看到了。我是想再跟王局长谈谈，看这招工条件能否改一下——咱们的条件好像太苛刻了一点。”
秘书的责任心很强，不由问：“那我什么时候再来取文件草稿？”
阎卓如说：“你放心回局里去吧，我一会儿也到局里找王局长。我会尽快把文件底稿转给你的。”
阎卓如坐在王执于的办公室里，开门见山地把她的来意说明。王执于微笑着说：“卓如，我就喜欢你这种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嘛！”
他是深谙女人爱听恭维话的弱点的。他接着问：“你觉得咱们的招工条件有什么不合适？你大胆说吧，在我面前用不着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
他把他们间的距离拉得像父亲和女儿一样近。阎卓如感激地看一眼王执于，然后说：“别的条件倒可以不改，但工资待遇这一条，我觉得不改不利于这次招工。”
阎卓如事实上不是不讲究方式方法的。她从来在王执于面前讲话都处于一种谨慎小心的心理状态下，她不敢尖锐地说“不改不行”这样的话，而是用“不利于”三个字代替了“不行”两个字。王执于在阎卓如未开口前就已经猜到，阎卓如找他要谈什么意见。因为前面十九个临时合同工集体辞职，原因很简单：嫌月薪三十元太低。再用月薪三十元的条件招工，当然令人不好理解。可是王执于看待这件事的角度，和阎卓如是大相迥异的。他认为这次招工条件中，关于工资待遇一条，别说增加到四十元、五十元，就是增加到三十一元，也是对他不同意给前面的十九个临时合同工增加工资决策的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不情愿的。再者，他坚信全民企业在人们心中树起的丰碑，是用三十元工资从农村招临时合同工的一张王牌。他是精明人，当然了解眼下的形势已和三年前不能同日而语了。眼下是农村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年代，城乡经济发展都很快。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应运而生，对全民企业的冲击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就说招工条件，私营企业的月工资是一百元左右，跟他这个干了三十年革命的商业局局长的工资也差不了。全民企业招工能开出这么高的价码吗？但他看不起这些“乡巴佬”、“泥腿子”兴办的私营公司，在国家仍然坚持国营商店发挥主渠道作用的方针下，这些私营公司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不会是长命的——要么被取缔，要么自行倒闭。他认为，不仅是他，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认识。他和好多领导干部私下里交换意见，都与他“英雄所见略同”。他同时也分析过农民的心理，认为中国的农民最大的特点，一是追求安全感，二是容易满足。从现象上看，三十元自然没有一百元的诱惑力大，但国营企业的牌子和私营企业相比，其反差远比三十元和一百元形成的反差更大。根据农民的两大特点，他相信农民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国营企业工作的。他自信在他开出的看似太苛刻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招到高质量的合同工。为此，他还暗自高兴过，觉得自己就是高明，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惟其如此，当阎卓如刚才提出改工资待遇这一条时，他暗暗嘲笑阎卓如还不成熟，还是一颗能掐出水来的嫩瓜。于是，他心里说：“卓如啊，我睡着也比你醒着精明，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你不服也得服。”
但他脸上却是一种广开言路、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虚怀若谷的表情。